救生会旧址旁的清代《奉宪示禁》碑

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救生会旧址旁保存有一方清代石碑,楷书阴刻,碑额题“奉宪示禁”四字,碑文大部清晰可辨。该碑系嘉庆三年(1798)六月上旬京口救生会同仁依据官府发布的告示而立。

镇江知府清华为禁止藉尸诈扰累民一事勒碑示禁

据碑文所载,镇江府示禁的缘由是:常州府无锡、金匮二县曾接到县民顾忠受等人的报告,称他们看到一通苏州府的告示碑,里面讲到苏州的百姓这样对待路旁倒毙的乞丐尸体和江河里的浮尸:有的私自掩埋,有的扔进河里任其漂失,实属可怜。人们知道私自处理尸体犯禁,但为何不报告官府呢?原因在于他们害怕报官之后,地方上的地保(替官府办差的人)会勾结差役(衙门中当差的人)以购买棺木、盛殓等各种名目借机勒索钱财。因此,苏州府发布禁令:以后如再发现无名尸体,要及时报官处理,由官府验明尸身。安葬无名尸体的费用一律不许再向百姓勒索。由各施棺善堂免费提供棺木殓葬,无须地保购买棺木,以杜绝其诈索的借口。无锡、金匮二县认为这种做法很好,就向江苏按察司上报请示,要求仿照苏州府刻石示禁。江苏按察使熊枚(1734-1808)收到请示后,认为这种恶习不仅存在于苏州、常州两府,在按察司所属辖区内也可能经常发生,因此批示“自应一体严行禁革,以安民业”。镇江知府贺贤志接到按察司的批文后当即尊令办理,出示严禁并行文通知所辖各县刻石示禁。

乾隆六十年(1795)时,丹徒知名士绅王文治、张明谦、茅元铭、郭晋、何菁、颜于鋐等人又先后向官府禀称:水陆毙尸的死因,有的是因为饥寒、疾病、醉酒、失常所致,有的是由于天黑失足以及走投无路而上吊、投水、自杀等原因,他们的死亡确实与沟池、港墓、山林等处的地主毫不相干。然而差保、吏胥(地方官府中掌管簿书案牍的小吏)一定要将此事牵连到地主,以满足他们诈索钱财的贪欲,无辜地主因而受害,因此请求官府严禁。贺知府签发了批准请求的公文,但此时因他调离镇江,公文被移交给继任知府清华。清华执行了此项决定,命令所属各县立即勒碑禁革,并再次出示严禁。明令如果差役、地保等人再有违犯,允许受害者指名控告,官府将严加查办。至于救生会打捞的落水溺亡者以及留养所内病死的孤贫者,仍照旧由相关善堂的董事负责安葬,无须报官。

清华(1751-?),镶红旗满洲人,“由官学生考取内阁中书”,其部分履历情况为“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内保送抚民同知,五十一年四月内籖升福建漳州府南胜同知,五十四年三月内调台湾府海防同知。保举堪胜知府,记名。嘉庆二年正月内补授江苏镇江府知府。是年十二月内调江宁府知府。”“嘉庆十五年四月内用广东雷琼道”。《江苏省通志稿》则认为清华调离镇江在嘉庆六年(1801)后,任江宁知府直至嘉庆十年(1805)九月。另外,苏州碑刻博物馆藏有一方立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二月的《苏州府永禁藉尸扰民碑》,有关内容与《奉宪示禁》碑相同,此碑可能即为顾忠受等人所见的告示碑。

《光绪丹徒县志》中的相关记载

《光绪丹徒县志》卷10《碑碣》下载有“镇江府清华详准勒石永除民累碑”,目下注释曰:“嘉庆志云:路毙乞丐、江河浮尸,除救生会捞救、留养所病废,仍照详定章程毋庸报验外,其无名尸身,止许报官验殓,一切夫马、船只、尸场使费名目,永行禁革。又云:此碑勒于本城四门,系嘉庆三年事。”据此可知,《奉宪示禁》碑的内容应源自该碑。嘉庆三年时该碑计有四方,分别立于镇江城之四门。又载:“按此事至道光初,众绅循照苏、常成例,禀请邑令详准于城内设立普仁堂,捐费定章,报收各尸,限以验费,并暂收暴病辛伙、仆妇,以免民累。嗣西城外、南城外及丹徒谏壁、黄区各处皆踵相捐设善堂。”可见至道光时,镇江地方绅士根据苏州、常州二府由施棺善堂提供棺木以埋葬无名尸体的先例,经官府同意后纷纷捐资设立普仁堂等善堂,施棺助葬善举蔚然成风。

碑文中提到的京口救生会、留养所

京口救生会系镇江民间水上救生组织,创办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创始人是京口士绅蒋元鼐为首的15名善士。会址始在观音阁,后购得西津渡昭关晏公庙旧址,建屋三间作为新会址。根据章程,京口救生会对如何处置遇难者尸体有如下规定:“遇难而死者,由会中打捞沉尸,且将尸体放在小码头街的‘觉修堂’,耽搁几天,供家人认领。如无人指认,则由会中置棺装殓,葬于牌湾义冢之内。”此外还规定,救生人员“凡捞救活人一名,给奖赏钱一千二百文;捞救浮尸一口,奖赏暨用棺抬埋,共给钱一千一百五十文。”可见作为江上救生机构,京口救生会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打捞浮尸,并自行置棺安葬,无须报官。对此,碑文告示亦明确申明。

关于留养所,《光绪丹徒县志》卷36有载:“乾隆五十一年,荒疫相因,绅士在城西妙高峰侧设棚安置。次年,僧济宗以圣寿庵房发愿归公为贫民养病之所,遂移于此。府县有案:无论本邑远方均准收养。其外来之人果属病急,虽来历、籍贯不及细查,亦并暂收。先后有簿,去留有时;内外医科,按期诊视;粥食药料,各有专司。或有士人落魄,愿依栖者,另房安置。女病就医,必须年过五十方准到所。在所之人无衣者给袄,病故者给棺。郡守鹿荃、马慧裕先后立匾书联,以彰善举。”又“吴北海传”记载“吴北海,字宝锋。少孤。事母至孝,好善重义”,“(乾隆)五十年,岁大旱,疫疠大作,郡守鹿公延知赈事,设粥厂四,立条约,男女异路。其病者安置妙高僧舍,给药饵,躬自检视,不以传染为嫌。岁寒为赎所典棉衣还之。赈既竟,更请设留养所为久远计。郡守嘉焉,勒诸石。”由此可见,吴北海应为留养所的创始人,里面收留的是贫苦病人。病人如有死亡,由留养所自行给棺安葬,亦无须报官处理。

《奉宪示禁》碑以官府告示的形式,记录了当时镇江所发生的地保勾结吏胥藉尸诈扰无辜地主的历史现象,是反映清代中期镇江地方社会史的一则重要史料。此碑设立在京口救生会旧址旁的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京口救生会曾遭地保勒索有关,立碑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则可能与昭关为滨江大路有关,此处是前往西津渡口的重要通道,南北过往行人众多。在此立碑示禁,则所禁之事能被民众广泛知晓,官府告示的传播功能亦可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连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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