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雄文:中央终结经济野蛮生长的努力

“每一个权力中心的周边,都聚集了一批仰其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因为接近权力中心,得以垄断资源,获得巨大的利益。他们可能是权贵阶层,也可能是‘白手套’,他们游走在边缘,与权力完成合谋”,“每一个贪腐案件中,官员的身边莫不聚集了一批‘近权力的楼台先得利益’的商人。权钱交易,是贪腐永恒的话题。规制权力始终是社会的一个难题。” 

十八后的反腐风暴渐渐意识到问题商人的角色,并再三予以明确警告后,北京对政商关系要做到“亲”、“清”已经并非停留在表面,而是势不可免地要对这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亨开始动手了。 

姑且不提200多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腐败案中出现的民营企业家,政府还将炮口瞄向了资本市场的金融大鳄。2015年10月31日晚间,公安部门进驻泽熙投资上海总部的办公室,将其查封,并将计算机、文件等数据带走。11月1日,“私募一哥”、深度卷入股市救市的徐翔在在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上遭公安机关逮捕的消息在网络上广泛流传。

在此前后,包括“发审皇帝”、证监会副主席姚刚等多名证监会官员被查,当局宣布启用态度强硬的刘士余接替肖钢破局。而刘士余在沉寂两三个月后怒斥中国股市乱象,尤其是那些在官方救市行动中“里通外国”、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的害人精,“我到证监会后花了较长时间来了解资本市场乱象,开了眼界,很受震惊。这些行为披着合法的外衣,在资本市场巧取豪夺,残忍地侵犯广大投资者的权益。” 2017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三十,明天系资本掌门在香港四季酒店被不明人士带走,被押解回内地配合调查。 

2017年2月,保监会对前海人寿违规运用保险资金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前海人寿董事长姚振华被给予撤销任职资格、禁入保险业10年的处罚。前海人寿所属的宝能系掌门姚振华2016年列胡润百富榜第四位,其宝能集团市值超过5,000亿,净资产为1,200亿。彼时强势介入万科控制权之争,官方也罕见地加入这场纷争,并炮轰这种“野蛮人”行径是对广大散户股民的伤害,是对创始人的不道德的排挤,最后迫使宝能退出这场纷争。 

2017年4月,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涉嫌违纪被查,外界猜测涉及其任职农行董事长期间通过伪造合同、印章等帮助郭商人骗取32亿元人民币贷款。 

2017年6月14日凌晨,吴商人,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职。而《纽约时报》日前报导,近年凭借金融全牌照异军突起的吴实际上被北京警方拘留。

至此,官方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官场进行清理整顿时所发现的所谓“红顶商人”、“灰顶商人”乃至“黑顶商人”的飞蝇逐臭般的权力围猎,已将战火烧向了近年已经蚕食实体经济、在资本领域兴风作浪的官商勾结。不久前,国务院更成立一个凌驾于“一行三会”之上的超级架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可以预料这对那些觊觎通过内幕消息等“内外勾结”蚕食资本利益的人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信号。 

提示【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国务院为推进金融稳定发展而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这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金融作出的新定位,而且监管模式改为“功能监管、行为监管”,标志着此前的“机构监管”将被取代。 

在此背景下,海外G的反扑便显然并非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偶然。今天,北京启动自邓小平以来第二次改革,而原本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包括法律体系)的不完备、利益固化等势必显现,不破除这些改革障碍便无以树立新的规则。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适应这样一个历史场景和法治环境的转变,向无可遵守的过去做一个告别,否则误判形势的发展就会如同“在严打时期犯案”,其结果不言而喻。 

其实,在日前官方预热某大的专题电视片《将改革进行到底》中,编导曾警告说,中国目前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将触动真正的利益格局,必须是与法治形成一体两翼,而且中央所提出的六大关系中也要求是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逻辑,也就是说在经历三四十年的改革后,中国的改革必须要告别草莽时代,而进入有章可循、弥补漏洞的时期。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发出坚定市场经济的信号时,也宣布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明确保护私有产权,用以纠正类似在重庆唱红打黑时出现的景象,要求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企业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涉及的经济纠纷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的界限等。这本身即是一种规则的重建。

这不是一场否定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是商人围猎权力,还是资本大鳄翻云覆雨,都并非近年方才曝光。而直到今天官方才作出反应,有人藉此质疑这是一种否定前任甚至改革开放三四十年成绩的动作。我们究竟可不可以这么认为?恐怕不能如此简单看待。  

首先,包括中国民营企业问题在内,所有社会问题的暴露需要一定时间的酝酿、积累,才可能以量变达到质变,直到最终爆发,促令中央不得不动手,也就是说改革动作需要时机。就像分税制改革,后果当然是加强了中央的经济集权,但其压抑地方的后果便是土地财政造成流毒深远,今天的高房价的根源便在于此。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求全责备,以当下的处境来完全苛责前人。正如“原罪说”的否定者们所称,如果我们求全责备,则会走向一个极端——彻底否定改革开放,包括其积极意义。 

所以同样道理,今天推出改革开放2.0版本并不是当年的改革失败了,近四十年的改革没有成绩。如今中国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本实现全民小康,建立世界上覆盖人群最广的全民医保,其功绩是无法否定的。这是事实。而它渐渐积累的各种矛盾可能浮现,比如今天看到的中国企业家为什么都走不远,为什么总是摆脱不了“原罪”遭清算的魔咒?这都需要时间去验证。 

其次,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朱镕基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中的核心执行层和决策层之一,在当时所面临的压力和现实问题也许不亚于今天,但是他的存在并非是要解决今天才会显现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否认一个政府需要有起码的政策预见性。 

专栏作家吴晓波在他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说,在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微妙的目标性转移:前十余年的目标是复苏经济,解决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让民间放开手脚,举凡有利于生产力提升的俱得到鼓励,即便突破了法律底线,亦受到容忍。自此之后,改革目标已转移为加强执政集团的领导能力,增强控制力以及在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中央向地方收权,政府与民间争利,集权主义“再度郎归来”。

我们应该理解,彼时中国经济的最大困境显然是有可能动摇国本的国企改革问题,面对当时奄奄一息的局面,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必然发生社会混乱。而当时朱镕基动用了管理层收购、“抓大放小”确实激活了经济,所以不能以今天的视角去否认当时中央集权的合理性。   

总之,每个人都有他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应该说,就像我们不能坚持一次革命论一样,改革同样需要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必须要与社会的承受能力,亦即改革时机的成熟度相联系。 

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是中国民营企业野蛮成长时期,1990年代面临国企转型市场作用放大冲击,朱镕基在国企改革之外无暇分身清除越来越高大的树上所出现的虫蛀。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变的重要阶段。套用一句古谚,马上得天下必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同理,马上得改革又怎么依然在马上旁观改革?改革开放2.0版阶段,不仅源于当时各种监管缺乏和治理漏洞需要修补和清理,而且新出现的问题也需要清理整顿。这一代的使命便是如何纠偏,而不是清算,将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拉到法治健康的轨道上来,在政府、社会、市场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可能。

本文由星火记者联盟(微信ID:cctv11227)莫言主笔,于无声处听惊雷,敢讲话、讲真话,是财经爱好者不可多得的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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