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一群善良的人,为什么导致了悲剧?

博雅·20世纪中国小说

主讲 | 许子东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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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们一起读《边城》,走进沈从文笔下的那个湘西。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一条官路,一个地方,一条小溪,一座小塔,一户人家,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假如我们不算这个“有座白色小塔”,那也是七个“一”。

文笔和画面上都清淡朴素,有点像丰子恺画的儿童画,或者套用当代西方术语就是“极简主义”。

为什么这么一个偏僻山村的老人、少女、黄狗的故事,竟影响到了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呢?

《亚洲周刊》评选《边城》排在“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

为什么这么边缘的故事,这么冷僻的人和事,竟会影响社会的中心和时代的主旋律呢?

 

01

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背景

这就要从社会中心当时流行什么主旋律谈起了。

第一,苦难的乡村。这种苦难从麻木的祥林嫂、闰土开始,后来到了《官官的补品》,就发展到地主少爷喝农妇奶、输农夫血,最后目睹农民造反被杀头。

我们再看看《子夜》里边的乡村混乱,还有茅盾描写农村破产的小说《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等,我们以后还会读细节更惨不忍睹的萧红的《生死场》。所以“乡村苦难”是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基调

第二,和农村破产直接相关——大城市看上去十分繁华,但充满危机。不同流派的作家,靠近左翼的《子夜》,新感觉派的《上海狐步舞》,红男绿女,五光十色。

中间是什么?父亲送女儿上富人之床,老妇求路人关照她媳妇儿。上海——建在地狱上的天堂,这是左联和新感觉派的一致看法。

第三,贯穿在苦难乡村和都市危机中的,是同一种家庭式的社会结构问题:年轻人必须顺从老人,权力大的说的话就是真理。

三十年代文学主流——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都对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困境提出了反叛、控诉、挑战。

在城乡背后是新与旧的冲突,在新与旧的冲突背后,是西方(欧美文明)与古老中国的对抗,这就是《边城》的背景。

 

在这么一个苦难乡村、城市危机、中国的人伦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这个“一溪一塔,老人、少女、黄狗”的田园牧歌,它不是陶渊明的“离开世界”,其实是积极的、“堂吉诃德式”的干预入世。

沈从文对于这个当时的主旋律、现代性的思潮——乡不如城,旧不如新,中不如西,他有着非常清醒的保留。

02

这本《边城》是写给谁的?

沈从文说有两类人不会喜欢他的作品。这种情况很少的,一般作家写个前言或者写个评论都希望得到多一点的读者,很少有人一上来就说“哪几类读者我先排斥”,沈从文有乡下人的固执、骄傲。

他说:“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

但是这两类人不喜欢《边城》的原因是不同的,又有相通之处,沈从文说:“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给人中国不需要这类作品,后者‘太担心落伍’,目前也不愿意读这类作品。”

这么看来,沈从文也不是跟批评家、大众较劲,他较劲的是“是不是落伍”,较劲的是那个潮流。

他说:“‘落伍’是什么?一个有点理性的人,也许就永远无法明白。”有理性的人没法明白,就是说人在潮流面前的软弱、盲目、可怜,呼应徐志摩的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往哪一个方向吹》。

沈从文明言:“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

显然沈从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理论家、批评家,他们的知识结构、思想规范有问题,看书看得已经看不了中国现实中的“边城”了,他们只会在书本上左倾、激进,甚至革命,他看不到中国社会的某些地方,包括边城、乡村、人伦意义。

“他们既并不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便无法说明这个作品的得失。”要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这个就道出了沈从文小说的高远志向。

所以他之前之后写的小说也写乡村苦难,也写城市繁华,但不同于巴金等人对于传统人伦关系的彻底决裂,在沈从文那里,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维系的社会秩序还能不能在现代存在下去,变成了一个极严肃的问题。

 

对文学家、批评家,沈从文是取了一个抗争的姿态,可是对文学爱好者和大、中学生,沈从文认为他们诚实、天真,但是“他们为一些理论家,批评家,聪明出版家,以及习惯于说谎造谣的文坛消息家,通力协作造成一种习气所控制所支配,他们的生活,同时又实在与这个作品所提到的世界相去太远了。”

所以在沈从文看来,城市青年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就被时代操控,赶时髦;第二个就是离乡村,离这个真实的世界太远了。所以沈从文说:“却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

放弃了评论家、大学生——不仅在当时,哪怕在今天,这也是现代中国小说里最基本的受众。

放弃了这么两类人以后,沈从文的《边城》准备写给谁看呢?准备写给翠翠、傩送他们的同乡看吗?当然不是。

从鲁迅开始的乡土文学从来都不是以农民为假想读者的。

沈从文的理想读者,是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

这个要求非常苛刻、非常高,仔细分析会发现他的要求是三条:

第一是要离开学校,

第二个要求是还要在那个社会生活,那就是说要有底层边缘的生活经验,这倒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要求。

第三个要求最高了,那就是要极关心全各民族时空条件下的好处与坏处。我看阿城、韩少功、史铁生、我们这些知青都颇符合沈从文在三十年代的理想,离开学校又识字,底层生活经验,还要关心民族兴亡。

沈从文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03

在《边城》里,有着古老中国的悲壮信心

沈从文并不否认乡村苦难、城市危机,他和三十年代主流的主要分歧,是对古老中国传统,他仍不失信心。

在《边城》里,这种对古老中国的悲壮信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都是既是信心,又是怀疑。

一是见义让利,这种风俗习惯能否延续?

二是兄弟亲情与个人爱情,怎样抉择?

三是为什么众多好人,好心好意合起来做成一件坏事?

在香港岭南大学教现代文学,讲到《边城》我总会问同学,说“如果真有这样的地方,你们去不去?”

举手愿意去那里生活的同学逐年减少,愿意在边城生活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他们开始说半年可以,几个月可以,现在他们就说不能上网。

但不管怎么样,还是有同学喜欢《边城》里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说那样的地方不看重钱。摆渡老头不收钱,因为政府已经给过补贴了,有人硬要给过路费,他就回赠茶叶等等。

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香港,见义让利已经是一种神话了,但尽管如此,按沈从文的说法“人心深处仍有过去伟大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不过小说男主角傩送以及他的家人,后来还是要在渡船与碾房之间选择婚事,经济的因素,事实上仍然在影响淳朴的民风,这是第一层最表面的信心与解构。

第二层:信心与解构的关系更加戏剧性了,那就是两个有钱人家的兄弟,同时看上了一个穷女孩,居然没有强求巧夺,而且定了君子协定——我们来唱山歌求这个女子的芳心。

大哥唱不好,弟弟代唱,一天隔一天,这等于是抽签、拈阄(抓阄)了,跟觉新父亲替长子娶瑞珏(《家》的情节)是同一个方法,不过他们是当事人自己选择。

所以这个情节展示了传统道德“兄弟是手足,女人是衣衫”与西方文明“一夫一妻、爱情神圣”之间的两难。妥协的结果,大哥失败淹死了,傩送也伤心出走,这个传统中国的伟大处,在江上像竹排一样搁浅。

 

小说的第三层矛盾是叔本华所说的“第三种悲剧”:好人与恶棍属于第一种悲剧,意外事故是第二种悲剧,最难写的就是“都是善良的人,仅仅因为各自所处的地位、身份、性格,形成了无可避免的矛盾冲突”而导致的悲剧

这个是最难写、最无解的人性悲剧,巴金后来的《寒夜》写到了这个境界。

老人一心为外孙女的婚事操心,努力撮合翠翠跟大老。你想,这个穷家女她能够嫁个当地乡绅的儿子,也算是对她屈死的妈妈有个交代,但是老人跟翠翠虽然朝夕相处,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缺乏沟通。

这种事情绝不仅仅发生在偏远边城。即使当代社会信息发达,天天手里摸着手机,有没有重要的心思想法不能完全跟关系最密切的人沟通的情况呢?

这个船总不是黄世仁(难得三十年代的小说里还有个善良的富人),他有两个品格高尚的富二代,却还一起造就了女主角翠翠的悲剧。

最后,她不知道傩送明天、明年会不会回来。她在船总家里算什么?未来的媳妇?收容的穷丫头?船总的养女?还是……?

所以,虽然按照夏志清的推崇,沈从文“对古旧中国之信仰,态度之虔诚,在他同期作家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但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如《边城》,还是在虔诚信仰旧中国传统的同时,解构着这一种美丽人伦关系以及它所维系的社会秩序。

所以《边城》是一首牧歌,美丽、忧郁、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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