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故相推,日生不滞”:王夫之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王夫之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学问家,与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三大学者。他关心动荡的时局,张献忠请他,他佯病不去。明亡后,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后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在此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王夫之三十三岁以后就开始“栖伏林谷,随地托迹”,甚至变姓名为徭人以避世,直到他死去,始终未剃发,得以“完发以终”。

王夫之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他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和文学,晚年,他著述甚多。他曾在堂前书有铭句以表心迹:

六经责我开生面,

七尺从天乞活埋。

王夫之的思想对后世产生过很大影响。谭嗣同对王夫之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万物招苏天地曙,

要凭南岳一声雷”(《论六艺绝句》谭嗣同著)

谭认为他是五百年来真正通天人之故者。当代学者章太炎也称道说:

“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船山遗书序》章太炎著)。

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读通鉴论》有三十卷,《宋论》有十五卷。据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中的说法:

“王夫之末年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诸种卷帙繁重,皆楷书手录。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姜斋公行述》王敔著)

由此可看出这些书的写作过程是多么艰苦。

王夫之的政治思想的主旨是“循天下之公”。在这个主旨下,他猛烈抨击“孤秦”、“陋宋”,深刻揭露了秦始皇及历代帝王把天下当作私产的做法,这多少已经有了政体改制的想法。

王夫之的哲学论断富有批判精神,他别开生面地注释经学,以发挥自己的思想。他把以往的学术明确地划分为“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的对立阵营,自觉地继承、发扬《易》学系统中的朴素辩证法和从王充到张载的唯气一元论。同时,大体把各种宗教神学和唯心唯识之说都归入“异端”阵营,主张对它们“伸斧钺于定论”,给以严厉批判。他说到:

“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 (《老子衍·序》王夫之著)

他用这种批判方法,对老庄哲学、佛教理论深入研讨,在批判中注意吸取其中合理内容,从而积累了大量先世的思想资料,创立了具有总结历史意义的博大哲学体系。

王夫之发展张载的气化论,强调“天地之化日新”的思想,把荣枯代谢、推移吐纳看作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他认为任何生命体都经历着胚胎、流荡、灌注、衰减、散灭诸阶段,前三者是生长过程,后二者是衰亡过程,而就在“衰减”、“散灭”过程中已经孕育“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契机,旧事物的死亡准备了新事物诞生的条件,他说到:

“由致新而言之,则死亦生之大造矣。”

这种变化发展观,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他把人类的各种目标都视为浅薄,在“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契机中,人为地追求都将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保持生命状态的稳定,才是应追求的所在,这种“天地之化日新”的思想为改良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王夫之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明确地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认为“万殊之生,因乎二气”。他在张载“一物两体”学说的基础上开展了他的矛盾统一观,提出:

“乾坤并建……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

肯定矛盾的普遍性,对于矛盾的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任何矛盾都是相反相成的,一方面“必相反而相为仇”,这是排斥关系;另一方面“相反而固会其通”,这是同一关系。这两重关系,不可分割,“合二以一者,就分一为二之所固有”。但他更强调“由两而见一”,认为矛盾双方绝非截然分开,而是“反者由不反者存”。

按他的分析,“阴阳者,恒通而未必相薄,薄者其不常矣”。矛盾双方互相逼迫、激烈搏斗的状态是“反常”的,而互相联合、贯通,保持同一性状态才是“正常”的,这是王夫之非常难得的认识。

在他看来矛盾是相互转化的,有时会发生突变,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转化是在不断往复、消长中保持某种动态平衡而实现的,这给今后在中国土地上生长的“改良主义”,及“淡化”矛盾,淡化革命,尊重生命理论的产生打下了深刻基础。

王夫之的辩证发展观,尤其是他的矛盾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他说道:

“天下之变万,而要归于两端。”(《老子衍》王夫之著)

这是与宋明以来流行的主静学说相对立的,强调和坚持了主动论观点。他提出:

“物动而已……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老子衍》王夫之著)

把自然界看作永恒运动化生着的物质过程。他否定了周敦颐、朱熹所宣扬的太极动静而生阴阳的观点,指出:

“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 (《老子衍》王夫之著)

他还论述了动与静的关系,认为静止只是相对的,动与静是对立统一,动静互涵的。他说道:

“静以居动,则动者不离乎静,动以动其静,则静者亦动而灵。”(《正蒙注·大易篇》王夫之著)

又说:

“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合动,动不舍静。”(《思问录外篇》王夫之著)

所以,王夫之认为运动不外乎“动动”和“静动” 两种形态,静是“静动”而非“不动”。他明确指出:

“止而行之,动动也;行而止之,静亦动也,一也。”(《正蒙注·太和篇》王夫之著)

由是王夫之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即:

“动静皆动。” (《正蒙注·太和篇》王夫之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夫之的有关论述及结论是中国古代动静观的最高理论思维成果

说明运动是物质世界所固有的属性,当然,他所主张的“动”是指事物内部的变化,绝非外部的骚动,内极动而外极静是也。否定从气以外寻找事物运动原因的外因论。他针对王弼“静为躁君”、“静非对动”的动静观,明确肯定“静由动得”而“动静皆动”。但他并不否认静止的意义和作用,以为相对的静止是万物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阳变阴合的运动过程本身包含着动静两态:即动静不二。

这样,他不但否定了主静说,又批判了割裂动静的各种形而上学的运动观,完成他的“太虚本动天地日新”的思想,并更深一层地阐述了动静两者的互依互存联系,这样在对于动与静上只能是调和与修正,而不能绝对地费一而成二。

王夫之对于美学问题的论述,认为美的事物就存在于宇宙之间,这种美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产生和发展的。他很强调亲身经历对于美的艺术创造的重要性,认为人所创造的艺术美,就是运动着的事物所产生的美经过审美主体的择取淘选的一种创造。因此,对于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要经过作者主观的艺术创造,去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对于创作他说道:

“(要)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姜斋诗话·卷二》王夫之著)

王夫之僻居荒野发愤著书,遗憾的是他的全部著作生前都未刊布。他死后,由其子选刻的10余种著作,也流传甚少。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进步思想家寻求民族自救的思想武器,王夫之著作才被重视起来,得以汇编为《船山遗书》。

在王夫之的哲学体系中,宇宙也是在不断地发展与变化着。他说:

“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思问录外篇》王夫之著)

在这里,王夫之修正了张载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的说法,并且认为这种发展是一种推陈出新的过程。

他说: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尚书引义·太甲》王夫之著)

这将是:

“荣枯相代而弥见其新。”(《正蒙注·大易篇》王夫之著)

从而他得出“世益降,物益备”的变化日新的发展观;并且由此引申,如果不顺应这一发展规律,那必将是:

“守其故物而不能自新,虽其未消,亦槁而死。”(《思问录外篇》王夫之著)

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农历正月,王夫之逝于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终年74岁。

他去世之前自作墓志铭,担心后人过誉失实。

跋曰:

“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行状原为请志铭而作,既有铭,不可赘。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数十年后略记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背此者,自负其心。”

王夫之是学者,遗命禁用僧道追荐亡灵。只是在墓碑上写道:

明朝遗臣王夫之之墓

并自题墓石,以表白他的政治抱负和学风。

他写道:

抱刘越石之孤忠

希张横渠之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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