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一种最基本的学术训练 [一点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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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曾经学习和任教的欧洲大学里,有一种十分重要的学术训练课程,即论文讨论课。课程形式十分简单:参与者基本是一个科研团队的全部成员,包括一个或几个教授、助理教授、博士研究生以及硕士研究生,人数大致15到20人左右。讨论课一般每周一次,每次讨论科研团队其中一人正在写作的论文。论文提交者提前一周将论文发到公共邮箱(为了不给大家增加太多负担,论文一般限定篇幅),大家事先阅读,然后在课上进行讨论。

所谓讨论,可总结为一个字:喷。

喷的对象,包括论文的理论内容,论证结构,作者呈现内容的方式、顺序乃至用语措辞。作为报告者,你所面临的,是众人加起来数倍于自己的智商和学识。你能够期望的,就是挺住,不被击毙,然后灰头土脸回去对论文进行全方位修改。我个人读硕士期间,被教授训得最狠的一次,听到的原话是这样的:“就你这智商,想在我这里做论文?!”当然,棒喝的目的不是致死,而是激励。我最后当然还是以自己的智商勉强完成了硕士论文。在接受学术训练期间,遇到脾气不好的老师,挨训很正常。我的导师常说,相互的尖锐的抨击就是学者们合作的方式。你是想在家里被同伴撕碎,还是想出去被别人笑话?

在学术写作方面,我在这样的讨论课上获益匪浅。博士毕业前接受学术训练时如此,博士毕业后努力成为合格学者的时候,更是如此。

哲学理论方面的切磋,提高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是学术的核心,也自然是论文讨论课最重要的功能,这点没必要多谈。论文讨论课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强化写作技能。写好学术论文,是天底下最难的事情之一。任何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都极其复杂深邃。即使你最终想通了,有了某种创造性的理论,要将这个理论以一种简洁而适宜读者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理论越是复杂,相应的论文就越难写得具有可读性。

哲学思考是个人的行为,哲学写作是社会行为。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对社会化程度有极高的要求。在整个西方哲学的历史上,顶级哲学家的思想价值或许没有高下之分,但他们的社会化程度,绝对参差不齐。坦率地说,对于相当一部分写作晦涩难懂的大哲学家而言,他们的文章拿到今天的学术期刊编辑部,绝对通不过初审。至于这种现象的存在,究竟意味着这些大哲学家们的写作方式错了,还是今天的体制错了,可以争议。

或许大师们的确应该多体贴读者,而当今的学术期刊也应该多体谅作者。但无论争议结果如何,有个事实我们任何个人也无法改变:事实上,在看重研究的理论价值的同时,国际哲学界对哲学论文可读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再优秀的思想,一旦藏在失败的写作技巧后面,就很难得到认可。对于没有丝毫名气的年轻人而言,更是如此。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界,实际上处于一种超饱和状态。当下这个时间点正在从事职业哲学研究的人(以及等待研究职位的人)加起来,其数量远大于整个人类历史上相关学者的总数。简而言之,竞争者太多,你的学术文字如果对读者不友好,就没有人理睬你。论文讨论课近来在欧洲大学越来越受重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坦率地说,就学术论文的写作而言,欧洲的训练,普遍不如北美。但前者正在努力追赶。

论文讨论课最明显的功效,是最大限度地并且最快地帮助作者获得相应的读者体验。在阅读他人论文时,我们有什么阅读感受,我们自己很清楚。在写作自己的论文时,我们自己有什么写作感受,我们自己也很清楚。但大多数糟糕作者之所以糟糕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清楚,他们在特定写作感受的伴随下做出的论文,会给他人造成何种阅读感受。

其实,要体会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并不难。自己写的文章,放几天之后再读,往往觉得千疮百孔(当然,如果连这种体验都没有,那你就彻底没救了)。其原因不在于你的近日内学识陡增,而在于,几天之后,对文本的适度陌生化,让你具有了读者的眼光。在论文讨论课上,作者面对十几个满腹牢骚的读者,他的写作给他人造成的任何不快,都会被立刻凸现出来。长此以往,讨论课的参与者对自己的文字,就有了一个比较客观严格的审查机制,渐渐能在写作的同时读出自己文章的好坏。这点绝对不容小觑。顺畅的学术写作是一种极难掌握的技能,而作者读者合一的境界,绝大多数人永远达不到。有了这种能力,他(她)至少在写作技巧方面,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学者了。并且,这种技能的运用范围,远远超出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

回到哲学内容上来。重要的话再说一遍:相互的尖锐抨击就是学者们合作的方式。有些东西,只有当自己的努力完成的作品在水平更高的同行眼中漏洞百出的时候,你才能学习到。只有当你遇到了比你更精细的思维,你才能意识到自己拼尽全力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有多么粗糙。在这种打击大量出现并且被逐渐消化之前,纯粹阅读量本身对学术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显著作用。如果你仅仅对哲学作品感兴趣,自己阅读就已经足够。但要获得哲学专业研究者的资格,论文讨论课这种形式,就是十分有帮助的。

同时,除了对个人的训练之外,论文讨论课也是学术共同体最直观的组织形式。作为人文学科之一,哲学研究对于健康的学术共同体有着极强的依赖。离开健康的共同体,几乎完全没有没有客观的标准来评判哲学成果的好坏。在绝大多数学者并不喜欢严谨深刻的哲学理论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客观的因素能凸显优秀研究的价值。在这种意义上,数学或其它自然科学对学术共同体的依赖相对较弱。数学有极为严格的推理规则,自然科学理论有经验后果。在自然科学史上,顶着同行的一片嘘声,靠过硬的经验观察而立足的理论,不在少数。在这种意义上对共同体依赖最弱的,或许是体能竞技,包括斗殴。作为一种比较高下的活动,斗殴出奇地有效率。因为更强的人不需要事先说服弱者遵守某种游戏规则,才能击败对方。斗殴双方都被迫遵守物理力学法则。而人文学科里的高下之分,远远没有如此客观和直截了当。除非有健全的共同体,除非有公认的判断标准,否则,实际上的强者一败涂地,将会十分常见。

最后斗胆谈一点范围更大的题外话。任何学者,都有义务多少推动严格而且透明的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但有一点必须弄清楚:这种发展并不一定为任何个体带来福利。相对于不那么透明、资源分配不那么公平的环境而言,理想的学术环境总的来说并不会让更多的学术工作者生活得更好。在公平或接近公平的学术竞争中,淘汰机制所考察的,是个体之间智力、天赋和勤奋的差异。这种机制和学术权势斗争,对个体而言究竟谁更残酷,很难评判。从某种角度来看,前者甚至更加残酷,因为它不给人抱怨的理由。欧洲和北美有大量中青年哲学工作者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靠着到处代课和申请少量研究经费经费度日,其中很多人已经在承担家庭责任。他们水平并不低劣,实际上其中许多人都可以出色地胜任教学和科研工作。问题在于,有比他们更出类拔萃的人。当我们呼吁更好的学术体制的同时,必须预见到,我们中的任何个人以及我们的学术后代,都不一定是在奔向更美好的前景。但是,这个前景任然是值得追求的。或者说,如果它值得追求,那么就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赋予它这样的价值,虽然这个理由听起来高尚得近乎可笑:通过这样的炼狱,一个地区的整体学术水平,会有大幅度提高。

蒋运鹏: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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