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秦皇兵马俑考——兼论“秦咸阳与汉长安相距万里之遥”

方言:秦皇兵马俑考——兼论“秦咸阳与汉长安相距万里之遥”

秦皇兵马俑考

——兼论“秦咸阳与汉长安相距万里之遥”

方言

内容提要:“秦”之域在中亚阿姆河流域,西及东伊朗、南伸至印度河。此域之内的秦王朝不可能与万里之外的西安兵马俑存在任何瓜葛。将其贴上秦始皇的标签主要是史界对“长安,故咸阳也”的断章取义及“文革”独尊秦始皇的产物。

秦咸阳与汉长安相距万里之遥

西安(即汉长安)的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自1974年兵马俑被发现并被命名为秦始皇兵马俑,亦简称秦兵马俑或秦俑以来,国人对此几乎是深信不疑。然而,秦皇兵马俑的前提是秦始皇之都的咸阳当在今西安。史家认定咸阳即西安源于《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中的“长安,故咸阳也。”此句若单独解读似乎确有“长安”即“咸阳”之意。但实际上“长安,故咸阳也。”并非是对汉“长安”的介绍,而是对“长安侯”的注解。全文是:“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卢绾以客从,入汉中为将军,常侍中。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此段的中心是介绍“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的“长安侯”受到汉高祖的器重。因此,作为对“长安侯”的注解,“长安,故咸阳也”之本意是,“长安”同“故咸阳”一样,是天子脚下,并无“长安”即为“故咸阳”之意。正是史家对“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的断章取义与曲解才使得“长安”成为了“故咸阳”。《史记》曾多次提到“咸阳”、“长安”,但司马迁从未将这两个古城名联系起来,只是在这里为显示“长安侯”系非同一般的诸侯时,才有了“长安,故咸阳也”的注解。

《史记·高祖本记》载:“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高祖如何再以此“无不残破”之“故咸阳”为都?即使在此瓦砾之墟上重建新都也充满“晦气”。再说高祖之时经历秦汉大战,国破民穷高祖也不可能在瓦砾之墟的咸阳重建新都,只能是利用已有的旧城为新都。故《史记·高祖本记》载:“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阳,诸侯皆臣属。”《汉书·高帝纪》亦载:“起初建都在雒阳,后听刘敬建议,命萧何在长安建宫殿,迁都长安,帝乃西都雒阳。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自栎阳徙都长安。”《史记·高祖本记》亦载:“二月,高祖自平城过赵、雒阳,至长安。长乐宫成,丞相已下徙治长安……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萧何仅“营作未央宫”就遭到高祖的训斥,一座皇城绝不可能仅孤零零的“未央宫”于荒郊之上。“起初建都在雒阳”就表明高祖从未有过以“故咸阳”为汉都的打算,新都长安自然不可能是在“故咸阳”的废墟之上重建而成的。“命萧何在长安建宫殿,迁都长安”亦表明“长安”原本就是同“雒阳”一样是一座故城。《史记·高祖本纪》又载:“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 。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畤,又复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至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由此可见,“咸阳”在汉高祖迁都“长安”前的“帝乃西都雒阳”之域,且当在周东都“雒阳”之西。

“长安”是在汉书中首次出现,先秦诸多典籍亦均不见“长安”,若“长安”即“故咸阳”司马迁本当在首引“长安”之际即作“长安,故咸阳也”的注解。这也表明“长安”并非就是“故咸阳”。“长安”并非是自萧何平地而起的京城,当是此前名某不见经传的诸侯城邑被汉用作新都而已。“雒阳”则不同于“长安”,其就是先秦典籍中大名鼎鼎的周朝东都“雒阳”,史家将其认定为今河南洛阳。然,“帝乃西都雒阳”是相对于“命萧何在长安建宫殿,迁都长安”而言,此“雒阳”实在长安之西,并非是今西安之东的河南洛阳。周朝的东都“雒阳”本源于武王营“雒邑”。《史记·周本记》载:“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武王营、成王复营之“洛邑”即为后来平王东迁之“雒阳”。“有夏之居”即为曾经的“夏邑”,亦即是《国语·周语》之“昔伊洛竭而夏亡”之“有夏之居”。《山海经·西山经》有曰:“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郭璞注:“天帝都邑之在下者。” “天室”即指此“天帝都邑之在下者”,毋远天室”意指距“天帝都邑之在下者”的“昆仑之丘”不远。《穆天子传》亦曰:“卜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黄帝之宫”正是“有熊”之“熊耳山”的标志,亦即是“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的标志。自“熊耳”之“洛”“会于伊”即为“自洛汭延于伊汭”的“有夏之居”,亦即是周东都“洛邑”之所在。《山海经·海内东经》载:“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西胡白玉山”即今葱岭东侧塔里木沙漠边缘的于阗,“西胡白玉山”之西的“昆仑山”亦今葱岭,“大夏”,亦即“有夏之居”则在葱岭西侧,这才有“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这就是说长安之西的“帝乃西都雒阳”的“雒阳”实在今葱岭之西的“大夏”域内,此域正是《史记·大宛列传》所载的“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之“大夏”的所在,亦即是“帝乃西都雒阳”之“雒阳”的所在。此“雒阳”距长安一万二千余里,《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竹书纪年》有曰:“(成王) 三十四年,雨金于咸阳。约案:咸阳天雨金,三年,国有大丧。 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此“咸阳”当距“岐周”不远,或属“岐周”之域。因此“咸阳”当距“长安”更远,东西相隔万里之遥的“咸阳”与“长安”显然不是一回事。

毕郢原上秦家墓

秦始皇陵也不在“长安”或“咸阳”,《汉书·秦本记》载:“九月,葬始皇郦山。”无论任何史籍均未载“郦山”在长安。《汉书·秦本记》载“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湡,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昔我先郦山之女”表明此“郦山”本为申侯世居之地。《诗经》有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褒姒灭宗周”即指周幽王为搏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并改以嬖宠美人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为太子,废掉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宜臼逃奔申国。周幽王在盛怒之下,准备兴兵伐申。但申侯采用先发制人之谋,乘周幽王的军队尚未出动之时,借戎兵1.5万,将周都镐京包围。周幽王因准备未绪,举烽火求援无一响应,被申戎联军打得大败。《竹书纪年》有曰:“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犬戎杀王子伯服,执褒姒以归。”“褒姒灭宗周”表明“烽火戏诸侯”的“烽火台”当为宗周之“烽火台”,“郦山”申侯先发制人、出奇不意突袭“宗周”表明“郦山”距“宗周”不远,或本属宗周之域。申侯本为周正后之父、周平王之外公实系周王朝的近亲宠臣。但史家却将“烽火台”、“郦山”之史籍标签全部贴在了西安。西安无“郦山”何来秦始皇陵和秦皇兵马俑?但“烽火台”、“郦山”却是“宗周”之标志,如此一来,“长安”不仅是“故咸阳”,更为“宗周”了。而史家虽说不清“宗周”具体何在,但无论是“丰”、“镐”,还是“成周”洛邑,均不可能是“长安”。这就表明“烽火台”、“郦山”绝无可能在今西安。

《过毕郢原山》诗曰:“今来渡渭水,飞飞黄叶秋风裹。洛阳道,咸阳道,客头未白心已老。秦家墓,汉家墓,望裹里里总烟雾。文王庙古不锁门,行人愁上毕郢原。”《孟子·离娄下》曰:“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竹书年纪》载:“成王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毕。”《史记·鲁公世家》有曰:“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毕郢”即“文王庙”所在的“宗周”,秦始皇陵所在的“郦山”本距“宗周”不远,亦或本属“宗周”之域。因此,毕郢原上“秦家墓”即指秦始皇陵。《汉书·高帝纪》有曰:“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万年。赦栎阳囚死罪以下。”此“太上皇”即指汉高祖之父刘湍。《括地志》载:“周文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也”,“武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也”。刘湍“葬万年”亦就是“毕郢原山”中的“汉家墓”,这就表明“秦家墓,汉家墓,望裹里里总烟雾。文王庙古不锁门,行人愁上毕郢原。”此言不虚。“毕郢原山”中的“秦家墓”亦就表明了秦始皇陵绝无可能在兵马俑坑出现的西安(即长安),西安兵马俑根本与秦始皇无关!但在那个“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粺糠。.历代均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之独尊秦始皇的“文革”年代,这些珍贵的兵马俑也只有贴上秦始皇的标签,才能免遭劫难被受到有效保护。“文革”之被贴上的秦始皇标签,其可信度亦本几乎为零。

外籍史料中秦本在阿姆河流域

“自洛汭延于伊汭”的“有夏之居”之“雒阳”表明,“东都”其西的秦咸阳当在“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之妫水,即今阿姆河流域。咸阳的突出地望是“渭水穿南”。《禹贡》有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史记·五帝本纪》则曰:“舜居妫汭,内行弥谨。”“渭汭”即“妫汭”,“渭水”即“妫水”,亦即今阿姆河。诸多外籍史料所显示秦咸阳正在阿姆河流域。

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著名的《地理学》中记述,在“Serice”(赛里斯国)的南面有一个“Sinae”国。“赛里斯国”紧靠粟特国的东部,从石城到赛里斯国首都“丝城”需要七个月的行程。外国商人们一拥入丝城,便抢购丝绸。紧靠粟特国东部的“赛里斯国”即为今新疆罗布泊的楼兰古国,亦即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大夏将其疆域扩张到赛里斯和佛利尼国”之“赛里斯”。“Sinae”只可能在其西南的阿姆河流域,而绝无可能在其东北的黄河流域。“Sinae”即“秦”也!

公元150年时的希腊人托雷美所著《地理书》有:“可知世界之极东,至秦尼国之都城而止。”、“赛里斯国及其都城,俱在秦尼国之北。赛里斯及秦尼之东,则为无名地,多湖沼。”“赛里斯国及其都城,俱在秦尼国之北”印证了托勒密在《地理学》所载的在“Serice”的南面有一个“Sinae”国。此“世界之极东”只能是指《淮南子·时则训》的“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扶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之“东方之极”。“大人之国”即新近发现的新疆昆岗巨人墓遗址。“赛里斯及秦尼之东”的“多湖沼”之“无名地”亦即是今青海湖所在的青藏高原。其东之域亦即是“万二千里”的“青土树木之野”,亦为外界所不知也。对于希腊人而言,“无名地”之东的地域他们是茫然不知,直到《马可波罗游记》才使西方人开始了解东亚之中国。此“世界之极东”当为“昆仑”之帕米尔高原,韩国历史书亦载“朝鲜民族发源于帕米尔高原”。

另一个失名的古希腊学者在《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中记载:“抵秦国后,海乃止。有大城曰秦尼,在其国内部,远处北方。”、“往秦国甚不易,由其国来者,亦极少也。其国在小熊星之下”。《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主要记载红海、波斯湾、印度半岛周航情形。“抵秦国后,海乃止”之“海”只能是阿姆河之南的阿拉伯海,绝无可能是今太平洋之“东海”。“海乃止”之陆地亦只能是阿姆河流域,绝无可能是今西安所在的指黄河流域。“渭水”之阿姆河对于阿拉伯海而言即为“远处北方”,若言西安所在的黄河流域当曰“远处东方”。

《厄立特利亚海航行指南》记载:“过克利斯国,又到了最北部,海止于秦国(Thinae),在其国内部,有一极大的城,名秦尼(Thinae或Thinai),那地方出丝、丝线和绸绢(Serikon)。”“另一方面,又由恒河水道而至里姆利亚(Limuria)进入秦国是不容易的,因为从那里回来的很少,也是很难得的。那国家正处于小熊星之下,并且据人说,那国境就在黑海与里海对岸(指东方),其旁有梅奥底斯(Maeotis),可通大洋。”“那国家正处于小熊星之下”亦就印证了《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的“其(秦)国在小熊星之下”,“黑海与里海对岸”即是阿姆河下游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结合部,亦即是咸海之南的“渭水”之阿姆河之滨的“咸阳”之所在。“厄立特里亚海”也称“红海”,但它不同于今日所指的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的红海。它不仅包括今日的红海、阿曼湾和置到印度河等地区,而且包括了从孟加拉湾顶直到桑给巴尔的印度洋。“克利斯国”指泰国马来西亚相接壤的“孔雀尾巴”之狭长边区。此地之“最北部”只能是印度北部的阿姆河流域。“海止于秦国”之“海”绝无可能是太平洋,只能是止于俾路支地区的印度洋。此“海止于秦国”之“秦国”亦即在阿姆河与印度河之间。

在中国的史书上,始通西域的是汉代张骞,始通印度的则是唐代的唐僧,根本没有秦通西域、交印度的任何记载。然,西域和古印度人均称中国为“秦”。《大宛列传》中,西域诸国习惯上仍称中国人为秦人,汉代将士也默认或沿袭这种称呼:“贰师与赵 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汉书·西域传》渠犂条载:“上乃下诏,……曩者,朕之不明,以军侯弘上书言‘匈奴缚 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此足以说明,汉代时,匈奴人在两军阵前,将汉朝人仍称呼为秦人。颜师古注曰:“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而在中国的官史中秦王朝只不过是十五年的昙花一现,“见自张骞”之西域何以能对此“昙花一现”之“秦”“习故言也”?唯一合理的解释的只能是此前的“秦王朝”就在阿姆河流域的西域之内,惟有这样西域人才只称“秦”而不认“汉”!

英语以“China”指称中国,“China”本“秦”(Chin)音。在拼音文字中,最早用类似China一词来指称中国的应该是古梵文。公元前320年前后由当时古印度的一位王国大臣查那耶(Chanakya) 别名考底利耶(Kantiliya)撰写的《政论》一书中载有Cina一词,该书明确记述此地的丝绸物品已贩运到印度,用该词来指称中国,学术界没有疑义。西方的印度学专家认为,当时王庭尤其是王国大臣Kantiliya所用的文字,已经是梵文雅语(sanscrit),Cina一词应为当时对中国的正式称呼。[1]玄奘著《大唐西域记》卷五载:“戒日王劳苦已,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王曰:‘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昔先代丧乱,率土分崩,兵戈竞起,众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怀远略,兴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摩诃至那国”即中国古称“支那”的由来,“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不仅仅是指秦王李世民,而是承自秦王朝的中国王朝的代称。《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文帝诏令奘法师翻(老子)为梵文事第十》中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西域使李义表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云支那大国未有佛教以前,旧有得圣人说经,在俗流布。……’”可见唐代时,涉外使节与天竺国交流中,将中国自称“支那”。“支那”即“秦”(Cina)也!唐玄奘时,中国自秦以后经历了几百年的“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的强汉及诸多朝代,为何印度人不曰“汉”,却偏称“秦”音“Cina”之“支那”呢?大唐盛世闻名遐迩唐使为何不以“唐”立名,而偏以“支那”自称呢?这表明自玄奘之前的印度只知有“秦”,并不知有汉唐。同西域只认“秦”而不言“汉”一样。印度对“秦”的历史记忆亦也应源于印度(北印度)曾属“秦”或与其是近邻。波斯语以“IranQin”指“中国”今天稍懂英语的伊朗人见到在伊朗的中国人都会说“IranQin friends!”(中国朋友)“IranQin”表明“秦”与当时的波斯接壤,并伸入东伊朗之境。“清华简”《系年》记载:周武王伐纣后,此前供职于殷商王朝的飞廉(嬴氏后裔)逃到商奄,商奄反周,周成王征伐商奄,杀飞廉,把反叛的商奄之民迁到甘谷,戍防戎人,“是秦先人”。“甘谷”当为今东伊朗的戈尔甘河谷,这才是“IranQin”的由来。

上述外籍史料无不表明“秦”之域就在中亚阿姆河流域,西及东伊朗、南伸至印度河。此域之内的秦王朝亦就不可能与万之外的西安兵马俑存在任何瓜葛。西安兵马俑虽是实实在在,但将其说成是秦皇兵马俑实属悖逆史实的伪说。

[1](石厉《中国在西文中的称谓演变》中国艺术报. 2015年0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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