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家族政治网络

魏晋时期的家族政治网络

仇鹿鸣的《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其实并没有超出陈寅恪先生以阶级斗争与升降看魏晋史的框架,只不过在细节处有所修正。这本书的两大洞见是:一、司马氏继承了曹魏官僚的基本盘,并将之逐渐改造成晋臣,是以晋初并没有像许多王朝开国时那样气象一新,反倒是世官世宦垄断政权,新人寒素难以出头;二、司马师为晋室得国出力甚大,他的早亡引发了司马昭与司马师两大支系对继承权的争夺,决定性的影响了晋初的政治结构与权力安排,并间接引爆了八王之乱的火药桶。这些洞见都属于哥伦布竖鸡蛋,即那种别人不说不会意识到,一旦有人指出,就会发出这么简单其实我也能想到,为什么就没呢的感慨,实则是作者史料娴熟,运用存乎一心的结果。

至于本书的错憾,可能在一些枝节处有些问题。比如说作者修正陈寅恪魏晋嬗代是儒学豪族与阉宦余孽斗争的范式,指出司马氏虽然在东汉起受到儒学熏习,但并不专治一经,与两汉经师迥异,认为司马氏家族是东汉中后期兴起的新兴文化家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学豪族。

然而一来,陈寅恪对魏晋豪门寒族的阶级分析是从行为规范,或者说门风是否遵从儒家伦理纲常角度出发,与是否治经毫无关联。而且学问可以靠苦读获得,但生活方式与行为规范却与经济际遇,尤其是童年时的经济水平有关,从此也更容易看出一人的跟脚或者说阶级位置。二来,东汉经师博通诸经,西汉经师只专一经,因此司马氏反倒是契合时代风气。在书中,仇鹿鸣先生还例举司马氏家长爱读《汉书》,认为这是他们注重事功与当时风尚不同的例子,但《汉书》在东汉地位甚高,为其注解者不胜枚举,有学者认为在三国时几乎有经书一样的地位。

所以司马氏家族似乎并非如作者所言,只是刚浸染儒风的新兴地方豪族,反而可能像同样不专治经学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一样,在东汉末已是典型的儒学豪族了。但作者有一点没说错,在司马懿之前,司马氏的力量主要集中在河内地区,仕宦姻亲都在郡县,而司马懿日后能够出将入相,乃至独揽朝政,为魏晋易代奠定基础,依靠的是他与曹魏亲贵密切的交往、共事与联姻关系。

司马懿加入曹操集团时机偏晚,当时曹操即将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其政权吸纳人才的工作已趋完成,因此《晋书》对司马懿入仕时的记载极不可信,此时司马懿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曹操没必要在他身上花费多少心思,这一叙事的根本目的是塑造一个视司马懿为寇仇,心怀疑忌,多次欲除之而后快的曹操形象,以洗刷司马懿身为曹魏元老重臣,身怀托孤重任,却篡权夺位的不忠不义。

直到奉曹操之命,加入曹丕幕府后,司马懿才获得时来运转的机会。司马懿为曹丕夺得与稳固世子位置出力甚多,因此作为曹丕亲信和朋友,深获信重,随着曹丕继位、禅代更是水涨船高,一路顺风顺水成为举足轻重的高官重臣,在曹丕临终时更与陈群、曹真同受托孤之命,辅佐魏明帝。

在此期间,司马氏家族与曹魏勋贵元老建立了交往关系,成功跻身其中,被其接纳,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加入了由曹魏功臣后裔组成的名士圈,与贵戚公子同游。这固然是因为受曹丕宠信,但也脱离不开司马氏在生活作风上与顶级士族共享同一价值观的因素在。魏晋所谓儒(生)法(吏)斗争实则在文帝、明帝时期就已决出胜负,曹操倒行逆施,对历史的反动,终究挡不住时代洪流,在他死后便被冲刷干净,曹氏宗族也迅速士族化。

在明帝时,司马懿更是在曹真去世后获得都督关中,染指军权的机会。他在关中坐镇多年,关中诸将多是其旧部或受其提携,其在关中的人际网络是支持司马氏代魏重要的政治筹码,日后淮南屡生变故,关中形势却一直保持稳定,这使得司马氏从未面临过腹背受敌的局面。而司马氏与东海王氏、泰山羊氏的联姻,使司马氏进入汉末一流名士的通婚网络,以及随着司马懿权位上升,获得开府辟举之权,举荐辟召人才,构筑出一个非常强大的权势网络。

这个网络是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依仗之一,齐王芳继位后,朝政被曹真之子曹爽把持,他排挤司马懿,推行改革损及元老重臣的利益,使司马懿与元老重臣们达成一致,在隐忍多年后发动政变,掌握政权。但正如作者所言,这个权势网络并不会自行帮助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因为该网络是君臣名节之下私人恩义的结合,一旦司马氏试图篡位自立,私谊与公义之间便会爆发剧烈冲突。事实上,元老们支持司马懿政变只是为了匡复朝政,在司马懿食言而肥,夷除曹爽兄弟与家族时,便招来元老们的激烈反对。日后更有不少昔日参与过高平陵事变的元老,为铲除司马氏而私下谋划。另一方面,司马懿的人际网络与曹魏其他功臣的人际网络不无重合之处,因此在与手握军权的重臣发生冲突时,网络里的其他人就必须考虑站队问题了。

由于吴蜀窥伺在侧,司马氏并没有条件实行大清洗,只能试图通过将魏臣转化为晋臣的方式完成嬗代事业,只不过没多久司马懿就死了,将问题抛给长子司马师。司马师是稳固司马氏政权的关键人物,他的才能在高平陵之变中显现的淋漓尽致,如果没有他的谋划,以及掌握的禁军部队与阴养的死士,政变不可能成功,而他的早逝与对晋室的贡献又埋下了日后继承权争夺的危机。

由于在帝制社会,只有君主的权力可以世代传递,大臣的权力来自皇帝授予,而司马师的执政是权力在权臣家族内部传递的结果,因此他首要解决的是合法性不足的问题。由于对外战争失败,他只能通过加强对内严密控制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权力。

是以他吸取曹爽教训,不轻易改革旧制,维护曹魏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为稳固权力赢得宝贵时间,但对敢于挑战者施以铁腕手段,以震慑人心。同时培养出一支支持自己完成嬗代的政治力量,司马师继承了司马懿的权势网络,吸收了许多曹魏功臣弟子作为其集团的核心力量,同时又辟举名士与寒人进自己的霸府。于是一方面使曹魏基本盘转投司马氏,另一方面又使新进的才俊归于司马氏的私门,并逐步用霸府政治取代朝廷的日常运作,使鼎革之势在不知不觉中形成。

作者指出,从司马懿起,司马氏集团就实行外宽内忌的政策,在严厉惩治淮南三叛和夏侯玄、李丰这些公开反抗行动的同时,对朝中大臣相当宽容,甚至容许他们表现出留恋故主之心,以争取人心,但又绝不容许其对司马氏的专权构成威胁,一旦言行逾越边界,便会遭到毫不留情的整肃。但另一方面,司马氏在整肃他们个人的同时,却尽量减轻其中累及家族的成分,试图继续维持司马氏家族与这些家族的良好政治关系。因此,他们个人尽管得罪于司马氏,但并没有危及其家族的政治地位。

其原由,在于司马氏家族与其政敌同样依附于曹魏的政治权势网络,彼此株连蔓引,无法分开,司马氏无法在大规模清洗的同时不损害到自己的政治根基,更何况外敌窥伺在侧也不可能大清洗。是以司马氏只能在镇压反抗的同时,将其单独摘出,尽可能避免株连反对者家族及其姻亲,保全他们的政治利益,从而维持政治网络的稳定,和官员们对司马氏的向心力。

由此,我们便可理解西晋开国家族缘何暮气沉沉,毫无清新气象,同时也能理解伐蜀的功臣邓艾、钟会,伐吴的王濬、王浑的差别待遇:邓艾、王濬虽然是伐蜀、伐吴的首要功臣,却是魏晋统治阶级的边缘人物,而钟会、王浑却与司马氏家族关系密切,有着共同的权势网络、文化取向与利益诉求,因此双方发生争执后邓艾冤死,王濬遭有司构陷,被同气连枝的士族集团共同打压。同样的,晋室愿意给出身世家的诸葛诞平反,并密切期望与诸葛氏和解,却从未想过给素人出身也涉及淮南叛乱的毋丘俭平反,个中缘由,不问自知。

司马师短暂数年的执政,稳固了司马氏的统治,确立了将魏臣转化为晋臣的趋势和世家大族垄断政权的基本格局。但另一方面,他的猝死也同样强化了士族政治的局面,并引发司马氏集团内部针对继承权的冲突。由于他的早死,使得司马昭必须从头建立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因此更不能与勋贵元老发生冲突,尽量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虽然他后来通过伐蜀成功获得威望,但随着高贵乡公以自己的性命与晋室的政治声誉同归于尽,使得司马昭背上弑君的恶名,只能由其子司马炎来完成政权禅代。而司马炎与其父类似,继位时也迫切需要与士族妥协,名为开国之君,实为守成之主。

假设司马师没有早死,虽然他不可能损及自己的政治基本盘,但晋室在与世家大族打交道时无疑会有更多的主动权,同时权力也可以平稳的交给齐王司马攸(司马师无子,于是从司马昭那里过继其次子司马攸)。司马昭上台后,因为司马师有大功于晋室,他的继承人齐王攸在朝廷内外有相当多的支持者,因此在司马炎与司马攸间考虑了很久,最终还是选择了司马炎,将自己的家系确立为晋室正统与主干。

随着君臣名分已定,一切本该尘埃落定。然而司马炎的笨蛋长子,日后的晋惠帝司马衷智力鲁钝,并被人们日渐周知,导致继承权争议又起,有宗室贤王形象的司马攸再次受到众人拥戴。是以在咸宁二年,由于武帝突染疾疫,几致奄奄一息的时刻,朝野上下出现拥立齐王攸的一系列政治密谋,直到武帝康复。

在仇鹿鸣看来,由于靠长幼之序武帝才得以继承权位,所以他明知长子愚钝,也不愿意更替皇储,因为这会否定其在位的正当性,而为了维护自己一系的皇位继承权,咸宁二年,而不是伐吴成功的太康元年,成为西晋政治真正的转折点,武帝从一个政治的平衡者,变成政治的主动介入者,乃至西晋真正的统治者。

一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武帝在其继位的前十年是个弱势皇帝,只能沿用司马昭的政治班底,在功臣、宗室中做平衡,尊重原有的政治格局,维护所有人的既得利益,但咸宁二年瘟疫与群臣政治密谋带给他的冲击,使他为了维护继承权而不择手段。

首先,武帝打破曹魏以来惯例,引入外戚势力以加强皇权,以咸宁二年十二月杨俊封侯为标志,意味着外戚势力从此登上政治舞台。然而杨俊虽然出自汉末大族弘农杨氏,却是其边缘的一支,其本人又粗鄙无文,根本无法融入当时名士清谈交游、由儒入玄的文化风尚之中。

其次,武帝在咸宁三年后调整封国,削弱齐王攸的声望与势力,同时在咸宁二年后突然开始积极筹划伐吴,通过太康元年伐吴胜利获得的能比肩父祖的巨大威望,在太康三年强令齐王攸之国,将其逐出朝廷中枢,以断绝群臣之望。

然而尽管武帝此时威权横压当世,这个命令却激起了大半个朝廷的抗议,几乎所有的重臣都表示反对,他们并非是支持齐王攸为太子,而是不希望外戚、宗室、功臣势力平衡的政治格局崩坏。武帝与群臣互不让步,彼此陷入僵持的对立局面,以至于素以优礼甚至放纵大臣闻名的武帝,唯一一次表现出要处决大臣的姿态,而且要一次诛杀八名上书的大臣,这表明他要不惜一切,也要放逐齐王攸,替太子消除隐患。

虽然此事以齐王攸暴死而不了了之,然而朝廷泾渭分明的分裂成同情齐王攸的多数派与支持武帝的少数派,从此直到死去,武帝都只倾向重用少数亲信,乃至只信任外戚杨氏,使原本便僵化封闭的西晋政治更加狭隘化。而杨俊等人作为此次事件的策划者与最大受益者,则彻底失去物望,遭到朝廷百官的集体敌视。

仇鹿鸣指出,外戚杨氏一方面作为异质存在,无法融入西晋政治网络,另一方面在失去宗室、功臣的制衡,又是皇权最大的威胁,一如东汉故事。然而晋武帝一生都在他被过继给伯父司马师的兄弟齐王攸的阴影当中,导致目不见睫,没有意识到身边的危害。

太熙元年,晋武帝驾崩,将其有害的遗产留给后代。外戚一家独大的格局与智力欠佳无力驾驭失衡政治局面的继承人,仿佛导火线缓缓燃烧的火药桶,等待宫廷政变与军事冲突将其引爆,然后将西晋王孙同归于尽后的全新世界,留给更富有生命力的蛮族武士和他们的首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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