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看朱棣,一个有着强烈草原基因的大明皇帝

换个角度看朱棣,一个有着强烈草原基因的大明皇帝

明建文元年(1399年)九月二十八日,瑟瑟秋风中,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命令儿子朱高炽坚守北平城,自己率军北进,偷袭宁王朱权的藩地、关外要塞—大宁(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

此时朱棣的形势非常凶险,南面是建文帝派来平叛的朝廷北伐大军,北面是不断围攻过来的大宁都司和辽东都司的官军。军旅生涯丰富的朱棣兵行险着,并没有从通常人们所走的松亭关(今河北喜峰口)进兵,而是向东兜了一个圈,从刘家口关隘(今河北卢龙县)冒险突进,然后向北疾驰,突然出现在大宁城下。大宁守军猝不及防,仓促间关闭城门,组织防御。朱棣率数骑环城而行,发现西南角有缺口,于是指挥军队大举进攻,攻克了大宁。

影视剧中的建文帝(徐峥饰)

这次奇袭战果重大,朱棣不仅消除了背后的威胁,可以一心一意地对付南方的官军了,更重要的是他收编了宁王的部队,军力大盛。而最重要的是,他获得了曾经隶属于宁王的战斗力强悍的兀良哈骑兵,这些草原铁骑让争夺天下的朱棣如虎添翼。

明朝将元朝大汗赶出元大都后,大汗的权威跌落,有名无实,只算是草原上的“天下共主”,蒙古草原上逐渐群雄并起。其中,在草原东部与东北地区毗邻的农牧交错地区,也就是大兴安岭及其两侧一带,分布着一些蒙古部落,这些部落的出现最早可以上溯到成吉思汗分封自己的儿子和功臣的时代,当时成吉思汗在蒙古高原东部曾分封了一些东部诸王。明朝建立之初,积极征战北方,这些东部诸王的后裔率先投靠了明朝,于是朱元璋设置了泰宁卫、朵颜卫、福余卫指挥使司,这其中,朵颜卫地险兵强,主要是兀良哈部的活动区域,因此人们以“兀良哈三卫”来代指这些依附明朝的草原东部部落。

朱棣拿下大宁后,带着在大宁获得的全部家当—军队、民众、财物赶回北平,迎击南方杀来的官军,而把大宁要塞完全放弃,拱手送给了当地的兀良哈部。

如果说奇袭大宁是朱棣人生的一次高光时刻,那么放弃大宁则成为他被后人诟病的一次“决策失误”。后人认为,他放弃长城以北的据点,特别是军事要塞大宁,让明朝此后对北方的军事防御变得被动且艰难。然而,雄才大略且军事经历十分丰富的朱棣真的会犯如此简单的错误吗?

由于朱棣打下天下后,过分干预史书撰写,所以关于靖难之役的一些历史细节变得模糊不清。不过,明朝的一些学者曾经为朱棣放弃大宁这一行为做了解释,认为当时朱棣是把大宁区域作为筹码送给了兀良哈部,换来了兀良哈骑兵协助自己一争天下。

其实,翻越长城地带的群山,往草原上输送粮食和其他物资是非常困难的,元朝为了维持草原上的统治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样,朱棣要维持大宁要塞的军事功能,成本也将十分巨大。深谙军事的朱棣显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朱棣选择放弃大宁,一开始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兵力去守卫这个要塞,他要竭尽全力回师保住北平老巢。而且不论是明送还是暗给,他都换取了兀良哈部的军事支持,在靖难之役后的征程中,身后的兀良哈部不仅不偷袭朱棣的后方,反而频繁出击,帮助朱棣牵制辽东方向的官军,这不禁让人怀疑,朱棣暗地里也许真的与兀良哈部有过某种交易。

即使在拿下华夏天下之后,朱棣终其一生,在军事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拿回大宁,重建这个长城之外的军事要塞。

后世对于他给明朝军事防御带来的问题的指责,实质上是站在中原视角上的考虑。更为符合历史真相的是,朱棣虽然名义上是大明天子、永乐皇帝,但他骨子里是一个有着强烈草原基因的“蒙古人”,一个披着中原王朝龙袍的“大汗”。

朱棣戎马倥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成为中原王朝的一代明君,而是要成为更大范围的天下共主。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这位永乐皇帝时,我们会把朱棣的各种行为动机看得更为清楚,也会把明朝前期草原与中原的关系看得更清楚。

元朝已经实现了中原与草原乃至更广阔区域的大一统局面。因此站在中华文明圈的视角上看,元朝崩溃之后,中华文明圈实际上进入了一段相当长的南北分裂、南北对峙时期,粗略地说,南方的中原被明朝牢牢控制在手中,而北方草原则处于退却回老家的蒙古人的控制之下。与相对统一完整的明朝不同,草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化出了若干彼此争锋的草原政权。这便是元朝崩溃后的历史场景。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位从困苦中打拼出来的人物是在元朝成长起来的。他试图让自己成为整个大一统王朝的继承人,说得更明白一些,他的目标是既要继承中原,也要继承草原甚至更多区域。因此,在1368 年明军攻克了元大都后,朱元璋的大军并没有止步于长城地带,而是多次试图深入草原,希望彻底消灭元朝残余政权,“统一天下”。

1372年,明朝的大军在徐达、冯胜、李文忠等将领的指挥下,分三路出击,攻向草原,他们的对手正是扩廓帖木儿率领的蒙古骑兵。其中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带领中军从山西雁门关出发,向西北方向行军,打算攻占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草原都市—哈拉和林。在草原部落心目中,谁占据了哈拉和林,谁就有资格统治整个草原。

这是一次失败的远征,徐达的中军遭到蒙古骑兵惯用的伏击战术打击,伤亡惨重。东路李文忠的军队也无功而返,只有西路的冯胜打了胜仗,控制了河西走廊一带。

这次失利严重地挫伤了朱元璋统一天下的野心。朱元璋不得不接受现实,韬光养晦,修筑长城和军事要塞,在长城地带构筑防御体系,辅之以长城之外的军事要塞,比如大宁。但朱元璋并没有放弃消灭北元的目标,其实反过来说,当时的北元也仍然坐在元朝的“列车”上,思想上也同样没有放弃“收复中原”的企图。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明朝先后消灭了元朝的“碎片”——割据云南和东北的地方势力,终于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大草原上的北元汗庭了。1387年,朱元璋派遣蓝玉率领大军再次北伐,第二年终于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追踪到了北元大汗脱古思帖木儿及其部众,一战俘获人员、牲畜无数,脱古思帖木儿只率领数十骑逃遁,但不久即被草原上的实力派人物也速迭儿袭击并杀死。也速迭儿弑君称汗,不再使用“大元”国号。

也速迭儿并非忽必烈一系的后裔。至此,从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建元开始,到1388 年脱古思帖木儿被杀,非忽必烈后裔称汗为止,经过110多年的峥嵘岁月,元朝的历史在草原深处终了,魂归故土,终点即是起点。

但明朝就此控制了草原吗?正如当年汉朝消灭北匈奴后草原仍然不属于汉朝那样,明朝打垮了北元汗庭,但并没有将草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蒙古的汗位仍然在黄金家族后裔中流转,草原仍然在蒙古人手中,区别只是在哪一派蒙古人手中。

具体而言,退回草原、承袭元朝“正统”的蒙古势力主要活动于草原的中东部,在1388年捕鱼儿海之战特别是脱古思帖木儿被弑后,这部分蒙古人往往被称为鞑靼。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即使也速迭儿是篡位而立的,他在名义上也是全体蒙古人的大汗,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大汗仍然只能有一个,这个蒙古帝国形成的草原共识或者说传统仍然流行着,正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汗”。

由于汗庭遭到重创,黄金家族在草原上的权威大减,在草原西部崛起了不服东部汗庭管理的另一蒙古强权——瓦剌。瓦剌在成吉思汗时代就是蒙古帝国的一员,活动在草原西部。明朝与北退的蒙古势力大战几十年,而瓦剌因为地理关系基本上置身事外,并在草原上扩张自己的势力,终于成长为可以与东部鞑靼分庭抗礼的草原强权。瓦剌的上层人士并非黄金家族成员,因此理论上不能成为大汗,但他们已经可以影响蒙古大汗的立废。

在草原的最东边,则是前面提到的兀良哈三卫的蒙古势力。相比鞑靼和瓦剌,兀良哈实力较弱,基本上在鞑靼、瓦剌和明朝三大势力间不断转换靠山,并没有争雄草原乃至天下的能力。

中华文明圈的南北对峙依然存在,蒙古对于明朝的威胁仍然是巨大的,朱元璋并没有消弭大分裂局面,而把这个问题留给了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朱棣。

在边塞军旅中成长起来的朱棣惊险地在靖难之役中获胜,成为大明皇帝后,就要面对如何治理庞大政权的问题了。明朝的首要问题不是别的,正是与蒙古的关系。朱棣不屑于采用单一中原政权的防御模式,他的视野更为宽广,他要恢复元朝时代的天下。

所以,朱棣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坚持把明朝的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也就是昔日的元上都或汗八里。北京是朱棣的老巢,所以迁都北京肯定有扶持北方嫡系力量、打压南方明朝权臣的考虑。但是朱棣必然清楚,北京是一个非常靠近草原的都市,它很容易受到草原势力的攻击,防御难度很大。在这样的地理背景下,朱棣依然选择了迁都,正体现了他对于未来中原与草原关系的整体考虑。元朝建立元大都,是为了更方便同时统治草原与中原,朱棣的思路也是如此。

朱棣有条件和能力来实施自己的宏伟战略。朱棣周围的草原色彩非常强烈。明朝在前期并非是一个单一中原政权,说它是一个以中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可能更为准确。首先,兀良哈各部是明朝的盟友甚至藩属,这就等于在草原上嵌入了一根钉子,拥有了熟悉草原的一部分蒙古人的支持,这让朱棣有了争雄漠北的底气。其次,元朝败逃漠北的时候,在中原有大量的蒙古军队归降明朝,还有大量的蒙古民众、西域民众留在了中原。经过长达百年的大融合,中原不再仅仅是汉族人的华夏大地,而是多族群共同的家园。这些居住在中原、有着草原文化背景的军民可以给明朝攻防蒙古提供巨大的帮助。

朱棣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呢?

在1410年的第一次北伐中,明军就先后打击了鞑靼内部失和的大汗本雅失里和太师阿鲁台,而此前鞑靼刚刚为瓦剌所败。腹背受敌的鞑靼不得不低头,掌握实权的阿鲁台被迫向明朝遣使贡马,在外交上放弃了大元的“骄傲”。朱棣则给予鞑靼丰厚的回赐,并封阿鲁台为和宁王。而瓦剌贵族本来就不是黄金家族,所以在与鞑靼争雄草原的时候,更愿意与明朝修好乃至结成同盟。在朱棣第一次北伐的前一年,瓦剌首领马哈木等就已经派遣使团向明朝贡马请封,明朝分别封瓦剌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

所以,至少在外交层面上,朱棣的明朝对鞑靼、瓦剌建立起了朝贡制度,实现了以天朝上国的姿态面对草原各部的优势。经过几次北伐之后,朱棣已经不把自己看作单一中原政权的君主了,他也是蒙古各部名义上的共主,明朝与瓦剌、鞑靼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而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永乐二十一年,他公开说:“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

这口气,已经和他刚成为皇帝时大不相同了。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反之,草原上的鞑靼和瓦剌又是如何看待明朝的呢?

永乐八年,明朝打败鞑靼的本雅失里和阿鲁台后,阿鲁台派遣贡马讲和的使臣对朱棣说,瓦剌并不是诚心归附明朝的,如果瓦刺真的诚心归附,就会献出传国之宝来。而瓦剌的使臣也不是省油的灯,在第二年朝贡时说,鞑靼的本雅失里和阿鲁台败走是老天要灭亡他们,不过他们桀骜不驯,如果让他们再兴起为害边境,那么这些西北方向的国家就不敢向明朝朝贡了,所以请明朝早点儿消灭鞑靼。

从双方使者对明朝的话语中,后人可以清晰地看出,鞑靼和瓦剌都想利用明朝的力量削弱对方,以便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统一草原。所以,两大草原政权明智地选择向明朝服软,接受了明朝的朝贡制度,是希望在政治上孤立草原上的对手,在经济上也谋取一些利益。

而且后人研究发现,鞑靼或者说东部蒙古的君主尽管屈尊接受了明朝封号,但对内依然长期以元朝大汗自居,在名义上作为整个草原的最高首领而存在,黄金家族在草原上仍然具有崇高的威望。

总之,从外交上看,明成祖朱棣基本上实现了成为天下共主的目标。不过在实际的政治中,除了实力较弱的兀良哈三卫依附于明朝之外,鞑靼和瓦剌都是草原上的独立政权,并不受明朝直接控制,在这一点上,朱棣和当年手握广阔草原和草原部众的忽必烈差距很大。从实际的效果看,朱棣这个颇具蒙古草原风格的中原皇帝并没有真正实现自己的辉煌梦想。

1424年,朱棣第五次北伐,追击鞑靼的阿鲁台未果,班师回朝途中病逝于榆木川,结束了自己金戈铁马的传奇一生。

一代雄主朱棣的离去,带走了恢复大一统时代的梦想。此后不论是草原上的鞑靼、瓦剌,还是中原的明朝,都缺乏如此有实力和进取心的君主,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暂时退回到了南北分裂的状态。

从永乐八年(1410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先后五次大规模北伐,目标主要是鞑靼,其次是瓦剌。具体说来,永乐八年北征鞑靼,永乐十二年(1414年)北征瓦剌,永乐二十年(1422年)北征鞑靼,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北征鞑靼,永乐二十二年北征鞑靼。其中只有前三次有过较大规模的会战,而且第三次并未追击上鞑靼的军队,而是在回师途中教训了一度投靠鞑靼的兀良哈部。

从效果上看,朱棣五次北伐分别打击了草原上的鞑靼、瓦剌、兀良哈部,体现了朱棣在草原上搞力量平衡的思路:支持和拉拢弱的一方,打击强的一方。其中由于鞑靼往往是最强大的草原政权,鞑靼大汗又是草原共主,因此五次北伐中有四次的目标都是鞑靼势力。

鞑靼被明朝列为头号打击目标,不仅因为其实力最强,而且因为鞑靼对明朝的态度强硬。至少在明朝前期,鞑靼仍然自认为是元朝正统,鞑靼其实是明朝对于东部蒙古的称呼,东部蒙古自己并不如此自称,还认为自己是大元或者大蒙古国,国号不废。他们内心把明朝视为元朝的叛乱势力,因此与明朝作战有平定叛乱的意味,与明朝妥协甚至接受明朝的册封,对于东部蒙古来说,是放弃元朝的尊严,其面子上无法接受。

其实明朝建立之初,并没有太多的“非分之想”,明太祖朱元璋在给鞑靼大汗爱猷识里达腊(放弃大都的元朝大汗妥欢帖睦尔之子)撰写祭文时表示:“君主沙漠,朕主中国。”朱棣在当上皇帝之初,在给鞑靼大汗本雅失里的信中也表示:“朕主中国,可汗王朔漠,彼此可相安无事。”这些话语都表明,当时的明朝是把鞑靼看成与己方平起平坐的政权的,其暗含的意思是,鞑靼应该承认明朝政权的合法性,不能把明朝当成叛乱政权。当然了,明朝皇帝承认平起平坐的现实,不代表就此接受这样的现实,朱棣就不打算长期接受鞑靼与明朝平起平坐。由于明朝是从元朝内部诞生的,因此蒙古人仍以元朝或大蒙古国自居,令胸怀天下的朱棣很不爽,所以才会几次北伐,重点打击鞑靼势力,试图消除来自草原上的军事威胁,进而统一天下,让天下人视自己为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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