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孙昊 | 渤海国靺鞨部族官称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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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昊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8-13世纪东北与内亚草原政治文化的联动关系、辽金民族史。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丝绸之路’与女真政治文明研究”。

摘要:渤海国上自渤海国王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下至被统治阶层,都广泛使用靺鞨部族官称。从渊源关系来看,渤海统治集团的“可毒夫”“舍利”等官称、尊号多借自鲜卑、突厥政治文化,并为该集团所专有。《册府元龟》等文献记述的靺鞨朝贡人名后缀,如“芝蒙”“伯计”都是靺鞨部族社会广泛使用的官称。靺鞨部族官称与官僚制并行不悖,是渤海统治体系的重要基石。

关键词:渤海史 靺鞨部族 “芝蒙” “伯计”

渤海国的统治体系之中,建国集团居于中枢地位,形成稳定而封闭的统治阶层,最终演化为渤海人;人口居于多数的土着靺鞨人则成为被统治阶层,两者在政治地位、社会经济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之相呼应的政治体制亦应具有多元复合型特征,或可用中国古史学界惯用思维概括为“因俗而治”。换句话说,渤海国既存在以唐制为范本的官僚行政体制,也会沿用部族传统的政治制度。对此,近年渤海史学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但是对这种复合型政体的研究多集中于效仿唐朝建立的官僚制,而对于另一面的靺鞨部族官制的研究则语焉不详。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渤海史资料稀缺,往往文献不足征,就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多数记载因其编纂思想的需要,都集中于官僚体制,有意无意的遮蔽了靺鞨部族的状况。不过,在这些文本之中,仍然存在一些零光片羽,为我们了解渤海国的靺鞨部族官称、体制提供宝贵线索。本文主要对这些内容进行集中分析,并据此讨论其渊源与政治功能。

一、渤海统治集团中的靺鞨官称

渤海国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由靺鞨人构成,在其统治体制中也自然大量采用部族官称。就传世文献记述可以看到,渤海建国者粟末靺鞨人的政治身份多渊源于鲜卑政治传统。《隋书·靺鞨传》称靺鞨诸部“所居多依山水,渠帅曰大莫弗瞒咄”。此段文字当本于粟末靺鞨突地稽与其兄“瞒咄”率众内附,向隋朝人介绍的信息。其中“莫弗”又记做“莫贺弗”,学界一般拟音做“*baγaput”或“*baγapuhr”,是鲜卑官称“莫弗”添加后缀而成。“瞒咄”,一般被认为是鲜卑官称“莫贺咄”在满—通古斯语系中的变形,即*man-tur<*baga/baγa-tur,义为英雄、勇健者。这两个官称都曾广泛见于中古时期鲜卑别部契丹、室韦诸部之中。

然而,关于粟末靺鞨早期历史的部族官称仅此一见,此后再不见于史乘。直至见到渤海国王王号“可毒夫”。《册府元龟·外臣部·官号》称“其俗呼其王为可毒夫,对面为圣王,笺表呼基下”。《新唐书·渤海传》则进行节录,称“俗谓王曰可毒夫,曰圣王,曰基下”。笔者目前认为,渤海王号“可毒夫”是一种源自鲜卑柔然可汗“丘豆伐”的政治尊号,象征9世纪的渤海国王对东北森林、草原部族的最高权威。若将粟末靺鞨的酋长官称“大莫弗瞒咄”与渤海国王的“可毒夫”联系起来,不难得出这样的观点,即渤海王族仍然沿用鲜卑的部族政治传统,抛弃了原有的代表“别部”身份的酋长官称,转而使用更具自尊性质的可汗称号。“可毒夫”作为政治尊号再未见其他部族或政权使用,应当是被渤海上层统治集团专有,并与下层被统治的靺鞨部族集团进行明确区分。渤海建国集团专用的部族政治官称不仅此一处,还有渊源自突厥的“大舍利”专用于标识渤海统治集团的贵族身份。

渤海灭亡之后,其统治集团“渤海人”被辽朝迁往辽东,原是在渤海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靺鞨部族逐渐崛起,演化为后来的女真人。女真人在发展过程中,是以“孛堇”“孛极烈”作为自己的官称、尊号,并未见其沿用渤海的政治尊号。这种看似断裂的历史现象,实则能体现出部族官称、贵族身份在区分渤海政治体制层级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部族政治传统不仅像学界一般认为那样,仅仅存在于渤海国基层社会,也广泛存在于上层建筑之中,是渤海复合型政治体制运作的重要支柱之一。

二、“芝蒙”“伯计”考

遗憾的是,传世文献中对这一问题尚无详细的信息能够充分展示靺鞨地方部族的官称体系,但是在渤海、黑水、越喜、拂涅的一些朝贡唐朝的记录当中,能够发现大量的语音后缀能够堪同的人名,为探知其部族官称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册府元龟》详细记述了唐开元年间(713-741)上述靺鞨政治集团遣使朝贡人员的名字,其中三条渤海靺鞨朝贡记事值得注意。他们是:开元十三年来贡的“大首领乌借芝蒙”,授将军,赐紫袍金带鱼袋;开元十八年,“大首领遣使智蒙来朝”,授中郎将,绯袍银带;开元二十五年,出现的“大首领木智蒙”。其中“芝蒙”“智蒙”又与同书北方黑水、铁利、拂涅、越熹诸部靺鞨朝贡者的名字相类。相应例证如下:开元二年二月的“拂涅靺鞨首领失异蒙、越喜大首领乌施可蒙”;开元十二年的“铁利靺鞨洖池蒙”“越喜靺鞨破支蒙” 开元十三年的“黑水靺鞨大首领乌素可蒙”。“支”(*ciə̆)、“池”(*ɖjiə̆)与“芝”(*cɨ)、“智”(*ʈjiə̆)音近,至于“失异”(*ɕit’jɨ)、“施可”(*ɕiə̆’kʰa)亦急读若此,皆可将他们视作对同一名词的不同音写形式。可以认为,诸例之中的靺鞨各部来贡人名存在音若“芝蒙”(*-cɨ’muŋ)的共同后缀。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应属于靺鞨部族酋长的一种政治身份,在渤海社会自身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具有重要意义。只是唐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记录为人名的一部分。

 “芝蒙”(*cɨ’muŋ)对应的是东北民族史中一个常见的阿尔泰语汇。《魏书·高句丽传》云“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满洲源流考》云,“今满洲语称善射者,谓之卓琳莽阿。卓与朱音相近,琳则齿舌之余韵也;莽阿二字,急呼之则音近蒙”。“卓琳莽阿”即满语“tʂorin maŋqa”,tʂorin义指准头、目的;maŋqa义为长久、坚固,或引申为擅长。因此,“芝蒙”“朱蒙”的构词形式都是由代表“目的”指向的“tʂorin”,以及代表持久坚固的“maŋqa”连缀而成。这两个连缀词亦多见于蒙古语族,如卓琳(tʂorin)在契丹语中常记作“啜里”,阿保机之小字“啜里只”就是“啜里”附加代表后缀的“只”组成。“maŋqa”在中世蒙古语中即大汗之名“蒙哥”。使用“失异蒙”“洖池蒙”的黑水、拂涅、铁利、越喜靺鞨诸部族在8世纪时,其居地尚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即靺鞨人的原初居地,尚未受到渤海国等其他南部政权和民族的影响,他们的政治称号即属于靺鞨部族的原始状态。由此可以认为“芝蒙”这样的政治称号,属于靺鞨诸部族社会共同的传统身份。在渤海国,这些以“芝蒙”相类之后缀来贡者,皆是当时靺鞨大部族的酋长,才会被唐人称为“大首领”。由此可以认为,当时渤海国存在大量靺鞨部族酋长作为中坚力量活跃在东北亚政治舞台上,“芝蒙”即应是其荣称之尊号,地位在渤海王族之下。

除了靺鞨部族尊称之外,还有一些人名从发音上与女真之“孛堇”“孛极烈”存在极大的关联性。引前述《册府元龟》文可知,渤海朝贡唐朝使者中有开元十年“大臣味勃计”,赐“大将军、锦袍、金鱼袋”;开元十六年“渤海靺鞨烟夫须计”,授果毅;开元二十五年,“其臣公伯计”,授将军。其中,“勃计”“伯计”可构拟为“*bət’kjiaj”或“pa:jk’kjiaj”,其中语音“*bət’k”“*pa:jk”与高车酋长尊号“匐勒”(*buwk’lək)之“匐”(*buwk)相近。一般认为“匐”即是于中古时期常见的北族官称“bäg”,其后缀“勒”代表的是尊称形式“-lär”,连缀起来就是常见于突厥、回鹘碑铭的“bäglär”。这一语汇在女真社会衍生出孛堇(*bögin),勃极烈(*bögilə)。在这一演化过程中,“bäg”后逐渐出现尾音“i”,并伴随着东部阿尔泰语的语尾“-n”化,即出现*bögin<*bäg。汉字“计”(*kjiaj)与“稽”相近,用于对音阿尔泰后缀语词时,常对应“-gir”。据此可知,“勃计”“伯计”所对应的语音应该音近“*bögir”,亦即“bögirə”“bögilə”,即女真之“勃极烈”。通过这种堪同的尝试,可以为女真政治身份与渤海靺鞨社会的继承关系提供一个佐证。从这一语汇在突厥、女真社会的使用状况推断,渤海靺鞨社会的“勃计”等语汇主要用于指代部族官称,具有一定的职能色彩,与前述“芝蒙”带有美称意义的称号有一定的功能区分。

三、余论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了解到,渤海国在政治体制的运作与维系过程中,大量因袭鲜卑、靺鞨部族社会的政治文化传统,广泛应用于自上而下的整个渤海政治体系之内。从其运作过程来看,渤海国对北方部族官称的运用分为两种主要类别。其一,专门用于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用于构建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和权威,就前述“可毒夫”“舍利”“莫弗”来看,这些政治称号大多并非靺鞨社会传统观念,源自靺鞨社会以外。他们的引入,并进行实际运用,表明渤海王族为主的建国集团与欧亚内陆存在紧密的联系与互动;同时,为了维持渤海复杂政治体制内外的有效运行,有必要引入特定的政治概念,用以发挥新的政治权威功能。这一点从靺鞨人抛弃“莫弗”,转而沿用“可毒夫”就能明显的看出来。渤海统治集团利用官称、尊号塑造自身政治权威的同时,也在国家体制内,尤其是基层社会沿用靺鞨部族传统官称。靺鞨部族是渤海社会统治的基石,渤海统治者在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基本上采用了“因俗而治”的方针,那么也自然会在官制、官称方面给予传统部族酋长身份以明确地位。因此,才会在传世文献中出现诸多看似人名,实则为政治官称的语汇。

本文对于渤海部族官称、尊号北族渊源的分析与讨论,并不是要削弱或者否认中原王朝的官僚体制对于渤海政治秩序建构的重要影响,而是要强调渤海国统治体制一直都是官僚体制与部族政治传统并行不悖。渤海国在建构官僚结构,加强行政集权的同时,大量结合传统部族社会的政治传统,以控驭广大部族社会地区。这具体体现在官称、官号上,就是从国王到下属臣僚,都身兼多种身份。这种举措适应了东北地区复杂而多元的社会状况,将北族政治秩序等多种体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打破以往北方草原与定居农耕社会的二分对立,实现了多种政治观念与文化的结合。这应属于东北古代区域性政权不同于内陆欧亚草原政权的重要特征。

【注】文章原载于《北方文物》2019年第2期。

责编:杨一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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