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平台召对 为什么袁崇焕结局悲惨而林则徐得以善终?

同样是平台召对 为什么袁崇焕结局悲惨而林则徐得以善终?

皇帝与臣子见面大约分为三类,有朝会、御门听政和召对,朝会属于国家典礼,只是礼仪性质的会面,君臣间并无实际交流。御门听政则类似于今天领导召开的集体办公会议,一群人聚焦在一起讨论问题,拿出方案。

召对则是有工作性质的会见、训示,一般是在偏殿举行,明朝前期,皇帝通常在端门、奉天门、左顺门、文华殿、武英殿接见臣子,明朝中后期,则改成了中左门并延续到清初,康熙以后又改成了在乾清宫、西暖阁和养心殿。

平台一词典出《汉书》,源于梁文帝为梁孝王所建的复道,类似今天的行人天桥,明代三大殿的回廊与其相似,因此也被称为平台。弘治十三年,明孝宗曾经在平台召见内阁大学士刘健、李冬阳、谢迁,渐渐地,平台召见就成了皇帝召见宰执,面对面商讨国家大事的一种常见方式,平台召见的次数也成为称量皇帝勤政与否的标准。因此乾清宫召对也可以认为是明朝平台召对的延续。

平台召对作为一种非正式典礼的召见,因为没有旁人的参与,只有君臣间的奏对,往往更能体现君臣的关系和性格,对于事情的讨论也更加深入。因为平台召对的性质,皇帝对臣子往往是抱有期待的,他希望臣子能畅所欲言,解决实际问题,而臣子对于皇帝这种恩宠也是感恩戴德。

在几百年前,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曾经发生过改变历史的两次平台召对,这两次召对分别是崇祯召见袁崇焕和道光皇帝召见林则徐。

崇祯召见袁崇焕,发生于1628年(崇祯元年),时值崇祯皇帝刚刚继位,辽东动荡,后金虎视眈眈,危急情况下,他想起了袁崇焕,认为他是有可能拯救明朝的人,于是便把他召来北京,询问辽东之事。

七月,崇焕入都。

十四日,帝召见平台,咨以方略。崇焕秘陈之,大称上意。崇焕因言:“臣受陛下特眷顾,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肤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顿首谢。帝退,少憩。

顷之,出。崇焕即奏言:“五年内户部转军铜,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帝为饬四部臣,如其言。崇焕又言:“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帝起立倾听,谕之曰:‘明无疑虑,联自有主持。”赐酒撰而出。

二十四日,赐崇焕尚方剑,假以便宜。崇焕以前此熊廷弼、孙承宗皆为人排构,不得竟其志,上言:“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择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帝优诏答之,赐蟒玉、银币,疏辞蟒玉不受。

道光皇帝接见林则徐,则是发生1838年,当时正值英国鸦片大举倾销中国,除了荼毒中国人的身体外,更是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金融危机。因此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查禁鸦片有所成效,道光帝于是便召见林则徐。林则徐十月初七接到吏部通知,十一日启程北上,十一月初十到达京城,十一日一早晋见。

林公日记写道:

十一日,“昨夕阴,丑刻微雪即止,寅刻(早上4点)仍晴,入内递折。卯刻(早上6点)第一起召见。命上毡垫,垂问至三刻(45分钟)有余。”

十二日,‘第四起召见,约有两刻。”

十三日,‘第六起召见,亦有两刻。蒙垂询:能骑马否?旋奉恩旨:在紫禁城内骑马。外僚得此,尤异数也。”

十四日,“寅刻,骑马进内,递折谢恩。第五起召见。蒙谕云:‘你不惯骑马,可坐椅子轿。’谨叩头,又谢。”

十五日,“卯刻,肩舆入内,第四起召见,约三刻有余。旋奉谕旨:‘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骚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钦此。”’

十六日,“寅刻,肩舆入内,递折,第七起召见,约有三刻。出,赴军机处,领出‘钦差大臣关防’。满汉篆文各六字”,系乾隆十六年五月所铸,编‘乾字六千六百十一号’。回寓封存。”

十七日,“卯刻,肩舆入内,第五起召见,约两刻零。”

十八日,“卯刻,肩舆入内,第六起召见,约有三刻,谕令,即于是日跪安。计自到京后召见凡八次,皆上毡垫。”

于是二十三日,“午刻,开用‘钦差大臣关防’。焚香九拜,发传牌,遂起程。由正阳门出彰仪门。

这两次平台召见,虽然次数不一样,崇祯召见三次,道光召见了八次,但总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大致有5小时,但产生的结果却大不一样。崇祯召见袁崇焕后,明朝只延续了17年,而道光召见林则徐后,清朝又延续了71年。更为人所感慨的是袁崇焕和林则徐两人的命运。

平台召对之后,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态度逐渐改变,到崇祯二年十月的北京城保卫战时,已经对袁的忠诚产生怀疑,后面更是将袁崇焕以通敌的入狱,而后将其凌迟。崇祯皇帝这一行为也被视为自毁长城,17年后明朝灭亡。

而平台召对以后,林则徐却是得到了道光帝的充分信任,虎门销烟更是成为世界禁毒史上的典范。鸦片战争以后,道光迫于压力撤了林则徐的职,然而明贬实保,将林则徐保护了下来。“伊犁充军”5年后,林则徐再度起用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咸丰即位后,林则徐依然被重用,死后更是得到“文忠”这一谥号。

同是危急关头得到皇帝重用的臣子,为何结局如此大不相同?除了明清两朝面对的危机程度不同以外,更重要和君臣间的性格息息相关,两次召对的详细记录已经暴露得很充分了。崇祯帝是天性刚愎而狐疑、用人必疑,而袁崇焕恰恰是“为人慷慨”、“负胆略”、“以边才自许”,君臣间缺乏互信。崇祯三次召见袁崇焕,袁崇焕担忧的不是自己的策略失效,也不是敌人凶猛,而是担心后方的威胁。他多次强调,“驭边臣与廷臣异味”,“任而勿贰,信而勿疑”,君臣的互不信任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道光召见林则徐,为君者亲切关怀,殷殷嘱托,从赐予毡垫到亲自安排林则徐入宫时的交通工具,令为臣者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冲动,而相较下,崇祯则是“喻于利”,不吝封赏,赐予蟒玉银币。林则徐被贬后,说:“原知此役乃蹈汤火...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可见道光的思想工作做得有多到位了。

而且从君臣召见的细节来看,崇祯由于年轻气盛,显得性急,五年复辽这种大事,竟然用5天时间就决定了下来,其中还包括协调六部、赏赐尚方剑等事。崇祯不了解袁崇焕此人,也不了解他的复辽方案是什么,所以一上来才“咨以方略”,等袁崇焕解释清楚,崇祯也没深思熟虑,而是急于建功,于是便夸下海口,答应给袁崇焕最大的信任和支持。而崇祯多疑的性格,又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道光皇帝则不一样,在召见林则徐之前,已经对他的为人、禁烟方略有所了解,多次平台召见不过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方案,面授机宜。而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也是深思熟虑,在任命发布后,来林则徐祝贺者众多,说明是众望所归。

袁崇焕的悲剧除了局势所迫以外,也和崇祯皇帝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关。如果平台召见时,二人能够放慢步子,多加沟通,达成共识,增进信任,或者悲剧不会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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