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档案|成都老北门往事并不如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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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档案|成都老北门往事并不如烟(中)

老皇城附近的街道景色

桑宜川/文

成都北大门外的驷马桥,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相传汉代大才子司马相如北上,赴长安,途经城北昇仙桥,题句于桥柱,自述致身通显之志,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后世遂以“题桥柱”比喻对功名有所抱负,亦省作“题桥”或“题柱”。昇仙桥由此而易名“驷马桥”。

再往北走,到新都,更有位居明朝三大才子之首的杨慎,他在21岁那年参加会试,本来主考已将他的鸿文列在卷首,已是板上钉钉之事,谁料照明的烛花烧了考卷,于是名落孙山,真是时也命也。然而杨慎胸藏锦绣,非要“浪花淘尽英雄”不可。到了二十四岁那年,他又去参加殿试,这次皇天不负有心人,他被选为状元,而且还得了一个翰林院编修的职位,这是当时读书人的至高荣誉。

落酱园街,因状元骆成骧而得名

清朝年间,四川出了不少名士,如遂宁诗人张船山、诗论家;德阳戏曲理论家李调元;稍后更有资中人骆成骧,破了清朝没有川人摘取文状元桂冠的天荒。骆成骧成名后,到成都定居。在文庙南街以南,2001年前有个不起眼的小巷,叫落酱园街,其实原叫“骆状元街”,就是因状元骆成骧而得名。但骆成骧晚年住在皇城以北的街巷里,如今那一片街区已不复存在。

骆成骧

骆状元的早年人生与成都的几家书院有关联,他9岁入成都锦江书院,14岁进尊经书院深造,聪敏勤奋,为主讲人王壬秋所器重。光绪十九年(1893),四川乡试第三,光绪二十一年中进士,这次殿试光绪帝亲临现场。主考官徐桐,见骆成骧言词异切,文句朴实,辩理精辟,尤其答卷中“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一句切中时政,正值光绪帝被老佛爷废黜,康有为走麦城之际,感动了光绪帝,钦点他为状元。这就是他,早年苦读,博取功名,中年入仕,重教兴学,直至终老。又因他是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故在四川乡绅士林中颇具影响。

骆成骧“状元及第”匾额

骆状元一生清廉自守,极重教育,常说:“天下无如吃饭难,世上唯有读书高。” 他任过山西提学史,辛亥革命后任四川议长、筹赈局督办,梁启超赞誉:“状元公办学有瘾。”实为中肯之语。1916年任四川高等学校校长,乃四川大学前身。他为人正直,连省督陈宦奖给他4000大洋,都如数办学,可自己生活却清贫如洗。1926年夏天,他在成都北门故居病逝,灵柩穿城,经龙泉,送回资中安葬的途中,一时万人空巷,摩肩接踵。这就是成都北大门的人文故事场景之一,何等伟岸!百年以降,在四川无人享有此殊荣。

五老七贤多住皇城以北街巷里

近年来,成都人心目中的不同城区各有千秋,但民国时期的成都则全然不同,那时的城区不大,主要在如今的一环路内,除了华西坝有华西协合大学,望江楼旁有1936年从皇城迁移过去的国立四川大学,彰显出厚重的蜀地人文,出新南门再往南,基本上是农耕之地。而皇城以北,上风上水,大户人家,名门望族多半居住在这一片城区,鳞次栉比。

先撇开官府人家不提,先说说民国时期的“五老七贤”,他们就主要居住在皇城以北的街巷里。他们学识渊博,德高望重,闻名遐迩,被后世尊为“蜀中宿儒”,其中有状元、进士、举人、知府、翰林、御史。为政者清廉刚正,循声卓著;为教者扶掖后学,培育英才。他们德才兼备,经世致用,广植桃李,嘉惠士林,继承巴蜀文化的优秀传统,使“蜀学”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

赵熙

这一说法有些仿竹林七贤,五为实,七为虚,其中有赵熙、徐炯、方旭、宋育仁、刘咸荥、尹昌龄、陈仲信、曾鉴、曾语、骆成骧、胡骏、文龙、颜楷、衷翼保、林思进等二十余人。例如赵熙的诗词书画,刘咸荥的联对,林思进的古诗文、颜楷书法均在蜀中遐迩闻名。他们的徒子徒孙就更多,数都数不过来。

宋育仁画像

这些士林文人的社会良知具有一定影响,他们为民请命,调停祸端,救济灾民,也让军阀与江湖袍哥不得不收敛一点。然而也因此落下垢言,谓之“五个烧火佬,七个讨人嫌。”但他们门生众多,不愁没有弟子站出来,为恩师仗义执言。

培根固本,慈惠堂一度声名远扬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尹昌龄先生,他是成都“五老七贤”之一,故居就在老北门。辛亥革命后,他兴办了成都慈惠堂,被广泛誉为“中国慈善第一人”。除此而外,他还兴办过学堂、托儿所、孤老院、火柴厂等实体机构。成都最早的托儿所、孤老院都是他亲手创建的,令后世敬仰。

成都档案馆史料记载,他的“希望工程”鼎盛时期,曾捐出现金百万大洋,救助濒临破产的生产服务型工厂,为数以千计的城市贫民提供工作机会,而本人却无分毫利,1942年去世时,身无余财,连丧事也办不起,民众自发为他送葬,队伍绵延了几条街。

尹昌龄

回望历史,在成都九眼桥不远处,曾有过一条“培根路”的街道,这里伫立着成都最早的社会企业,慈惠堂属下的成都培根火柴厂。其前身是惠昌火柴厂,始建于清光绪末年。民国时期,四川局势长期纷乱,生产无人关心,培根火柴厂日渐凋敝,最终不得不关闭。1922年,尹昌龄为了扩大成都慈惠堂的收入,以支持各类慈善事业发展,改“惠昌”为“培根”,取“培根固本”之意。这个改动,不仅改变了火柴厂的名称,也让它从一家单纯靠生产盈利的工厂,变为了以盈利为手段、以慈善和社会公益为目的的社会企业,这从培根火柴厂设厂之时的核心理念中便可见一斑。其火花上有云:“厂中余利,专恤孤穷,敢有私弊,天地不容,以扇喻善,奉扬仁风。”这句印在火柴盒上的广告词阐释了“以利益善”的独特经营模式。而最早火柴厂生产的火柴叫“娃娃牌”,为了凸显公益属性,后来便改名“扇牌”,以“扇”字谐音“善”,永存巴蜀历史。

城北骡马市,民国纸铺兴盛一时

在中国学术史上,自古以来“蜀学”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民国时期,当新文化风起云涌之时,蜀学的“名份”从未动摇。那年月,川籍学者走向外面世界的虽不多,但却有自己的禀性,有他们值得骄傲的许多方面。以旧学来言,他们在群经诸子等朴学领域确实颇有整体实力,像赵少咸、向宗鲁、庞石帚等旧学大家,读书广雅,博古通今,并不输给同时代的外省士林宿儒。

1936年,任鸿隽到四川大学任校长,甫抵即聘请刘大杰做中文系主任,结果很丢面子,因为刘先生做的那些旧诗,论水平比他的蜀中学生都要差一截,故而没过几个月,刘大杰呆不下去了,遂向任校长请辞。由此可见,蜀中文史人才怎生了得?

1987年修建、2003年被拆除的骡马市未来号天桥

那年月,其实也不应苛求刘先生,他是新派人物,根本无法与川籍学人的旧学“华山论剑”。比如早年的廖平,后来的吴虞,两人都是现代中国的鸿儒。吴虞家住成都老北门,每天以研究古文字的释读这门冷学问为业,且硕果累累。他的故居位于北大门外的新都,早年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经学,戊戌变法后,转而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著书立说,发出蜀中学人的声音,被称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

吴虞是“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曾先后在成都大学、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任教。与龚自珍、马君武一起,被柳亚子称为“诗界革命军之三人”。胡适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我至今不解,那时的成都偏安一隅,城北的社会生活环境并不佳良,何以催生了这么多睿智的文人士者?

历史上的成都北门街巷里曾有过许多深宅大院,住过许多名人,例如晚清名臣丁宝桢,他于1876年自山东调任四川总督,在四川任上,他做了两件特别的事:一是开发了名菜宫保鸡丁,二是创办了四川机器总局(四川机械局),推广洋务运动。他的故居在北门方正东街,那里曾有他的家族祠堂“丁公祠”。

辛亥革命英雄夏之时,曾担任过四川副都督兼蜀军总司令,他的妻子、民国女杰董竹君更是闻名遐迩,家住北门公馆。

老成都的城门

成都报业鼻祖级人物,大实业家傅崇榘的故居在北门附近桂王桥北街石马巷。史料记载,他们就在皇城以北的几十条大小街巷里住过,彼时公馆林立,俨然一个官吏与士林聚落,好一派老成都的人文风光。

满清时期,满城北面的骡马市一带,乃是满汉商贾经营牲口的集市。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满人的迁徙,逐渐变为汉人的纸张及文房四宝流通之地,生意兴隆。正是有李劼人于1926年在乐山原蜀新碱厂旧址上创办的的乐山嘉乐纸厂,钱子宁于1939年创办的宜宾中元纸厂等数十家省内纸业,才使抗战时期的新闻纸、钞票纸、打印纸、道林纸、电报盘纸、绘图纸等实现“四川造”,并在那十字路口开设店铺,解决了当时四川报纸印刷纸张大多靠进口的难题,从而大大降低了报纸的价格,使报纸得到了广泛普及。其中数吴氏家族的纸铺较大,还有鲁氏家族帮着营销,以期满足省内外的用纸需求。

笔者认识这两家后人,多次聆听口述,故而得知。1949年以后,那些纸铺纷纷易名“文具店”。直至上世纪80年代,骡马市那里的十字路口处,“未来号天桥”下尚有若干家书店、文具店开业。再往北不远,过“万福桥”,有四川省印刷厂,其前身为民国时期的印刷厂,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这就是老成都皇城以北的人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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