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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密是真的无耻之极吗?

 

前几天,有群友说自己在教学李密的《陈情表》时,觉得他是一个至孝之人,然而又是一个无耻至极之人。原因是蜀汉既亡,李密就恭维司马氏的晋朝为“清化”“圣朝”,蔑称自己供职过的蜀汉为“伪朝”,而且大言不惭地自陈“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中国的知识分子即“士”的“舍生取义”的精神在李密身上丢尽了,他是一个和汪精卫一样的汉奸,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蜀奸”。

 

对于这个问题,群友们有不同的看法。

 

查阅《三国志》和《晋书》后,感到对这个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不能笼而统之地评价,不能因为李密没有为蜀汉尽忠守节,没有“舍生取义”就视为无节操、无耻之极。

 

第一,李密无法为蜀汉、为后主刘禅尽忠乃至殉君殉国。蜀国被破,魏将邓艾首功。当时,邓艾、钟会、诸葛绪三路并攻,钟会领二十万人滞留剑阁,与姜维对垒而不得进。邓艾率万人出奇兵,绕过剑阁自无人之地行七百余里,过高山深谷,凿山开道,在绵竹大破诸葛瞻,奇袭成都。邓艾人还未到,刘禅就遣使奉皇帝玺绶,下降书向他请降。等到邓艾至成都北门,“后主舆榇自缚,诣军垒门”,跪降了。当时,邓艾孤军深入,千里奔袭,已是疲敝之师,如果刘禅据都城之险,拼死防守,待援军到来,也许邓艾就成了瓮中之鳖。奈何刘禅贪生怕死,闻风而降。这种情况下,即使李密等人有救主之心,而国主已降,已无主可救;即使有“舍生取义”之心,国已被国君出卖,无国可殉。所以说,李密无法为蜀汉尽忠守节。

 

第二,李密不必要也不需要为蜀汉尽忠守节。孟子论君臣关系时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这段话是说君臣关系是对等的,你对我好,我才对你更好。如果是诸葛亮,先主刘备以手足腹心待之,后主以父事之,那么诸葛亮为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应该的。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瞻之子诸葛尚在迎战邓艾时,父子俱战死沙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补记了诸葛尚临战前的慷慨悲壮之举,“尚叹息曰:‘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乃驰赴魏军而死”。诸葛亮祖孙三人可谓既尽人臣之忠,又报知遇之恩,而李密在蜀汉时曾出使过东吴,以辩才着称,但并未得到后主刘禅的重用,一个普通的文臣而已,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像孔明祖孙那样报效刘氏父子。

 

第三,蜀汉降魏的官员众多,不能苛责李密一人。我们看刘禅投降的情景,“(蜀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冬,邓艾破卫将军诸葛瞻于绵竹。用光禄大夫谯周策,降于艾”,是光禄大夫谯周出投降之计,然后派遣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驸马都尉邓良奉赍印绶和降书见邓艾;投降之时的情形是“艾至成都,禅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面缚舆榇诣军门”。这里可见,谋划投降与李密无关,参加投降仪式的是刘禅和六十多位王公大臣,李密可能连参加投降仪式的资格都没有。从皇帝到太子诸王和文武重臣均屈膝请降,刘禅反绑双手,以车载棺材,自请受刑,何其羞耻!后来,刘禅还闹出乐不思蜀的笑话,但刘禅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以安乐县公终老,寿终正寝,儿子还袭其爵位。其他的降官,如“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并封列侯”。这些人在新朝获得高官显爵,而李密面对司马氏一再征召却反复推辞,至少在气节上要强于刘禅等辈甚多,又怎能苛责他“不矜名节”?再说,灭掉蜀国的是曹魏,那时虽然司马氏独掌大权,但毕竟名义上还是曹氏的政权。蜀国覆灭两年后,司马氏代曹,建立晋王朝,所以蜀国的第一仇敌应是曹魏。

 

打一个比方,一国好比是一家公司,那么,蜀汉公司就是刘家的独资公司,老板(董事长)先后是刘备、刘禅,诸葛亮就是总经理。诸葛亮死后蒋琬继任,蒋琬死后,刘禅自摄国事,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其他大臣都是打工的,包括孔明一家,也不过是高级打工的。刘禅面对另一家大公司曹魏(实质是东晋)公司的进攻,愿意被吞并,愿意束手就擒,干打工者何事?李密就是一个小白领,公司被老板整得倒闭了,难道要他以死殉公司或者不死也不能找新的工作?古代读书人就是“货与帝王家”一条路,不到东晋公司上班,你让李密带着他九十多岁的老祖母喝西北风去?要求李密尽忠于蜀汉刘氏,其实就是“愚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对他进行“道德绑架”。(2019-4-7)

 

【附】答客难

 

文章在群中交流后,提出问题的老师提出质疑,后答问如下——

 

客:谢谢袁老师,大作已拜读。我所说的是我今年教学的新体会。您的征引赡富,有可圈可点之处。我觉得,李密是为小我而陈情,诸葛亮是为大我而陈情,两者境界不可同日而语。“愚忠”这个词须慎用,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礼仁忠孝”,如果都在功利思想的驱动下,”也就没有了信仰,那置三国时的关羽、黄忠于何位?置晋末的陶渊明于何位?又置明朝的方孝孺和好黄宗羲于何位?

 

还有清末的王国维于何位?鲁迅说的“脊梁”我很赞同,李密于孝,无可挑剔;于忠,则乏善可陈。中国之传统文论者,以忠代孝,或者以孝代忠者,往往有之。

 

李密无君可忠,无国可殉,固然是他的尴尬。但是,他可以退隐啊,为何参与到红尘中来?写出那么一堆肉麻的文字,只为侍奉祖母苟且偷生?

 

主:我赞同你关于李密与孔明大我与小我的区别,但也要注意二人与刘氏关系深浅不同,利益不同。

 

至于愚忠的问题,个人觉得不管什么境遇都要求人绝对忠于某君王某朝廷甚至于“舍身取义”,而不管义务与权利的对等与否,就是愚忠。

 

其他的像关羽、王国维等情况复杂,最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代不同,人生境遇不同,与君主关系不同,不好一概而论。比如关羽,他与刘备的关系是其他人可以随便比的?王国维做过帝师,而且一般都认为他的死是为文化殉道。至于陶渊明的隐居更多是个性使然,他“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做官不合他的本性。

 

对于李密的人格,我并没有认为他高尚,只是不承认他“无耻”而已。

 

至于一个人对于出处的选择,那是他个人的权利,只要他不损人利己即可。李密的选择无损蜀国,因为蜀已亡。我们为什么非得把自己的选择强加在李密头上?李密没有选择不崇高的权利吗?

 

至于李密的肉麻的话,那不过是奏章表疏常用的说法。退一步说,就真的是肉麻,想一想司马氏从高平陵之变后杀了多少名士,杀了多少人?在屠杀的恐怖面前,做官样文章来保全性命,虽然可悲可鄙,但也可以理解。对古人持“了解之同情”也未必不好,毕竟人站着说话腰肯定舒服些。 

 

客(辽宁朝阳王老师)补答:“中行常人待我,我故常人报之;智氏国士待我,我故国士报之。”人心都有一杆秤,秤砣不在自己,在他人。

 

黄忠不也是降将么。假若诸葛亮与李密所遇相同,他又会怎样选择?李密未必不忠,所言“伪朝”也未必出于衷怀,所言“圣朝”“清化”,只要经阅些世事大都这么说,难道他会说司马氏是暴君虐世么。所言之辞至于肉麻,不过是令司马炎相信他并无异志而已(是令人相信)。

 

李密必然是“仁”,“孝者,仁之本与?”其表可与出师并提,在于此。且李密为司马氏所重,原非李密汲汲所求,为人所察举使然。其文中已指出“凡在故老,犹蒙矜育”,也就是说与李密同样的当时名士有甚于李密的不在少,当时的人们不都是理解的么。陈寿也是蜀汉后,不也依然着史尊曹、司马了么,但陈寿为人在史学界依然受誉。仁义道德的东西向来都是要求自己,而非用来苛责他人,孔子讲仁讲道德,都是针对君子也就是有势位的人,他讲“忠恕”,也仅仅解释了恕而不谈忠,为什么?大概是忠在道德层面吧,而道德的事,只是自觉,而非制度。

 

客(广东昌勇)补答:从《论语》中也可读到这方面的内容。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对此孔子也为难,只能换个标准来评价,结论是“这是管仲的仁”,回避了管仲到底合不合那个公认的“仁”的问题。

 

如果进一步追问问题又来了:变节者,都会说“我这么做是基于…”

 

哎,一句话:道德是难的,也可能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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