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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第十一章从婴儿期向童年期过渡:作为学习的言语习得3

我向语言

在这种学习正常开展的时期,婴儿发展了一种语言,它既非母亲的语言,也非英语(我假定这是一个讲英语的家庭),而是婴儿自己的语言。它涉及对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说明的注解:“……语言的诸要素,出自经验的诸符号,必须……与整个经验,即经验的限定种类,而非与单一经验本身相联系。正是在这一语言解释之下(这一解释是我偶尔听到的唯一有意义的解释),我们发现孩子正在发展一种语言,在此语言中,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consensus),即某一特定的声音指向某类特定的事件,也即涉及一类特定的经验。例如,让我们假设,当母亲拿起用过一年的奶瓶或饭碗或任何东西时,孩子完全出于偶然地说了声“ha”。现在,在某种环境里(这一环境我不可能加以展开),一种情境可能被确立起来,致使下一次这一情境再度出现时,他会再次说“ha”,而母亲就会根据这个“ha”指向食物的这种可能性而大受感动。很快,“ha”这个发音完美的词便涉及食物。可是,这对玛丽婶婶的交谈来说并不十分有用,因为她是这屋子的稀客,但她可能被告知那种声音涉及食物。注意,这是在完美语言(这种语言发展得相当快)的意义上说的,但它极少有广泛的交际力量。这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我向”(autistic)的东西①;把“我向语言”描述为婴儿的私下语言是相当冒险的,因为它的演进根本不是私下的。某些声音的组合,通过母亲的影响逐渐意味着某类寧事件。不言而喻,如果有些保姆在这地方兜圈子,则孩子的这种语言将对她们中的任何人不具有交际力量。无论如何,这种语言的交际力量是有限的,因为它完全是一种名词的语言;偶尔,当它涉及动词,这种学习更具有意性,因为养育者试图去教它们的用处。【②编者注:沙利文说,我向的(autistic)是“……一个形容词,我们用以说明一种符号活动的基本的、非社会化的、未被同化的状态,它与成熟人格的有效的符号活动相比,更是从属于原始条件的一种状态见《现代精神病学概念》曾把沙利文的“我向”说成是“不完善反应(partaxic)的亚类”,“……不完善反应的言语表现”。】

我已经讨论过孩子通过确立特定的发音调型和特定的事件或物体之间的联系来创造单词,我也已经讨论过孩子学习由养育者所教的特定的单词。现在,这两类单词都在构成孩子的词汇,而且两者均属我向的,其中在一个词与该词的真正有意义的含义(在用于成人中间交际目的的语言中)之间,缺乏清晰的关系。在许多例证里,母亲已满足某种我并不十分理解的需要,其方式是让婴儿长时间(甚至在我向语言出现以前)接触她所处社会的交际语言的奇腔怪调,而且这被称为“宝宝说话”。某种“宝宝说话”已教会婴儿对言语的音调模式表示有意义的赞同或禁止。它们中有些被想象为具有教育价值,因为据假设是小宝宝自行操作的一种言语。然而,我担心,在小宝宝听到的“宝宝说话”的数量与其学习单词的能力之间很少存在任何一种相关。

作为综合经验的语言

就单词的词典意思与婴儿通过名词和动词对经验和活动的理解和组织之间碰巧存在一致而言,婴儿的语言正在开始显现我后面所要讨论的“综合方式的经验”(experience in the syntaxic mode)的内容。其实,综合方式中第一种经验组织属于体势和言语两大交际行为的范畴。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表明的那样,由于综合与诸如意志的错觉等东西密切相关,我想强调指出,综合的符号被那些业已一致地感到有效的单词所说明。当婴儿或幼儿已经习得一个合乎情境的、完全正确的单词时,一致(consensus)就算达到了,也就是说,一个单词不仅在养育者看来意味着什么,而且在婴儿看来也意味着什么时,双方便产生了一致。偶尔,整个生活中的大量困难导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单词并不载有它的本义,而是引发其他的意思,从而导致交际行为的失败。而且,如果一个单词使听者想起某些显然不同于企望婴儿想起的东西,交流也不会成功。

诚如我已经表明过的那样,在综合方式中,经验的首批例证出现在出生后12个月到18个月之间,这时语言信号(单词、音节)得以组织,它们实际上就是交际的信号。当然,在生命的这段时期所进行的大量东西并不采取综合方式,因为还存在母亲的非交际行为,以及就婴儿的区域满足而言的整个非交际行为,甚至更有婴儿对禁止体势的规避。这便是婴儿自我系统的最初表现。

沉思:非言语的指向过程

随着孩子我向语言的发展——我已尽力用“ha”意指食物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现象——我们开始观察到证据,它们与后来称作“沉思”(reverie)的大最过程相一致。沉思在这早期阶段表明了外显和内隐的关系。在这方面,孩子不管有无人在倾听,都用他的语言进行某种程度的练习,这种语言最初是可以听到的,即外显的语言。逐渐地,这种语言变得越来越内隐(我并不据此意指他倾向于越来越内隐)。但是,他的行为开始显现延迟过程,甚至涉及发声。所以,我们能够假定存在一种变化(事情也许就是如此),即从可以听到的言语到达也许属于无声的言语。然而,我希望你们应该多少抱有警惕,不要把我的说明译成华生派的心理学(Watsonian psychology),也不要假设我在意指一个从外显到内隐的喉部行为的逐渐过渡。其实,你们髙兴的话,当我提及内化(internalization)或外显过程变得内隐时,我认为言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属于喉部的听觉功能,我绝对不是意指运动肌的张力等等。当然,我们都知道,这种逆转可能是成立的;我们也都知道,那些业已长期内隐的过程经常外显地表现出来。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即使在出生后18个月,就已存在可以称为沉思过程的某些迹象,而且这一过程将持续一生。婴儿这时得到一种婴儿语言——一种我向语言,因为这种语言出自婴儿的实际经验,并在极其有限的程度上属于精确的语言教学。在生命的第二年,这种沉思过程应被继续假定为处于纯我向语言。就语言过程而言,沉思持续一生,只是不频繁而已,如果它得以表达的话,也只有在对听者来说意思十分清楚的交际情况下才有可能。只有在为某事交流,准备表述某事的情境里,沉思过程才具有我们的所说所写的思想所要表现的属性。相对而言,沉思的继续并不受制于语法规则,以及造出完整句子所必需的东西等等。

偶尔有这样的人,当人们谈到非语言的指向过程,即无词思维时,他们似乎彻底垮了。这些人仿佛毫无能力抓住这样的观念,即大最内隐(难以客观地观察,只能借助推理)的生活可以在不用词语的情形下进行。据我所知,严酷的事实是,大多数生活继续如此。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这并不降低词语和体势这两大交际工具的极大重要性。可以有这样的情况,臂如说在3〜4岁时,词语(主要仍属儿童的特殊语言)如书中可能运用的图画那样被大量使用;它们修饰、集中或说明所指过程,这些过程并非语言,而是我已经讲到过的,诸如辨认好奶头和坏奶头等早年时期以不完善反应方式组织起来的经验表现。

符号与非符号

在这一问题上,我想论及一种事物的抽象分类,假如说它有助于思考的话,这种分类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领域已发展得相当牢固,也即把一切活动,无论是外显的还是内隐的,分成符号的和非符号的(symbolic and nonsymbolic)活动。我曾一度认为可把它用于精神病理论方面,然而,现在我认为那是无关的。一旦作出外显和内隐之间的区分,那便是不言自明的。只要人们涉及生命的头18个月或20个月,作出符号和非符号的次级抽象是十分容易的事,这种抽象能被投射到后来的生活中。这一观念大致是这样的:当婴儿从乳房汲取营养时,他是非符号地作出行为的;当婴儿称一个无生命的玩具为“小猫”时,他便在符号地作出行为。现在,我尚无反驳下述事实的意向,这一事实是:婴儿一生下来就由中枢神经和肌肉组织等构造提供活动,犹如实际上吮吸一个事实和吞食一个事实的精巧装置一样。也许,任何一样东西,发生第一次,它便是非符号的。但是,从一开始,与老人的合作对婴儿生存来说是必要的;而且,从一开始,焦虑的潜在影响便允许经验的组织,或防止经验的组织,或逐渐把经验的方向引入赞许的渠道。于是,十分显而易见的是,在婴儿1岁时,甚至刚出生时,所从事的大量事情是高度符号的。我一开始就强调指出,按詹宁斯(Jennings)的观点,回忆和预见即使在变形虫的水平上也是显而易见的。凡是回忆和预见现象在人类身上得以清晰显现,从而使某种东西能用交流方式加以选取的地方,人们就能发现对与之相联系的某种成就的明确预期。出于实践的目的,我担心,一切人类行为,如此纯粹地而又毫无疑义地把经验的组织表现为有效的标记(signs)——不论是信号还是符号——以致在人类行为方面清晰地分辨什么是符号和什么是非符号的试图,比之符号和非符号本身的用途来,更令人误解。因此,在不否定人类中可能存在纯属非符号表现的前提下,我想说,出于精神病学理论的目的,我唯一关注的是外显的和内隐的符号活动,也就是说,关注在满足方面,在回避或减少焦虑方面,受先前经验的信号组织所影响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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