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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第十二章童年期 3

交互情绪的原理

我接着要论及各组人格化在童年期早期的交替变化。这些人格化目前被混合在自我的人格化中,也就是说,称作好我和坏我的人格化,以及残留的、模糊的、非我(not-me)的人格化。这时期由于日益受到成人环境的社会化影响,能够并入坏我的人格化的经验,在这些早期发展阶段得以积累,而且好我的“自然性”(naturalness)变得对于例外(exception)。

关于各类人格化的交替变化(目前,它们将以人格化的自我而告终),我想提及一个促进并大力修正最初的温柔理论(initial theorem of tenderness)的公式。一般说来,我的最初的理论认为,需要的迹象(诚如婴儿显现的那样)使养育者作出温柔合作的行为。这一观点适用于婴儿的完全依赖期,然而,在童年期,养育者的社会责任开始出面干预。所以,从童年期早期起,另外一种陈述可能适用于人际关系,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名称,我称之为“交互情绪的原理”(the theorem of reciprocal emotion)或“交互的动机模式”——人际情境中的整合(integration)是一个交互过程,其中:(1)互补的需要(complementary needs)得以解决或得以加剧;(2)活动的交互模式得以发展或得以瓦解;(3)对满足或拒绝相似需要(similar needs)的预见得以促进。

当我在此说互补的需要得以解决或得以加剧的时候,你们将会觉察到这是对温柔理论的一种改变,其中互补的需要得以解决。但是,就更为一般的目的而论,也就是说,在童年期早期的人际情境中,我们发现,当存在互补的需要时,一个人需要温柔的事实可能带来温柔,或者他可能产生对温柔的拒斥,或者加剧对温柔需要的不加掩饰的焦虑。我的原理的第二部分是,活动的交互模式得以发展或得以瓦解。当我们讨论婴儿时,我们知道,在吃奶行为的婴儿一方有着某种稳定的成长,而在养育者一方,存在某种与这扩展的喂奶行为模式的合作。但是,从更为一般的观点上说,情形恰好相反;人际情境中合作活动的先前模式现在可能被瓦解,因为在母亲春来,婴儿的成长已允许他脱离她早期所能容忍的事情而开始接受教育。我的原理的第三部分是,满足或拒绝相似需要的预见得以促进。对满足的预见的促进是追求满足方面行为继续改进的一个特定的例证,它发生于人际情境鼓励这样的改进之际。而且,对拒绝的预见的促进是引起自我系统过程进行干预的一例;预见的东西并不是需要的满足,而是禁止的体势和焦虑(焦虑将随着需要的直接显现而发生)。

就这一原理本身的积极方面而言,互补的需要在波及一生的人际关系中得以解决;活动的交互模式得以发展,得以改良,变得更加完美;而且,通过改善操作,存在着对如何才能更快地或持久地获得满足的预见。现在,所有这一切均产生自与好我的人格化全然相符的经验,而且正如我们有时能从幼儿的嗓音和其他表情中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他们在其能力使用方而的欢快和骄傲——这是一种传统的误称。然而,随着幼儿社会化压力的增强,自然会出现交互过程的消极方面。由于需要受阻,它们得以加剧,活动的模式不得不升华或瓦解,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拒绝——行为不利结果的可能性——显然被预见为摆脱那些模式的过程的组成部分。

自我系统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产生自这些情境的一切经验,自然地倾向于适应坏我的人格化。此外,由于在此文化里予以训练的童年期的一般模式,使自我系统的某些特殊的嗜好得到培养。你们也许还记得,自我系统的一切均出自人际关系,来自对于人际关系的经验的意匠作用。我所提及的特殊嗜好,意指一种我们称之为“厌恶”(disgust)的生物反应的发展——这种厌恶代表一种对总是出现的某物的意匠作用,反过来说即是将胃肠排空的能力——我在分析“羞愧”(shame)的情绪时,将进一步阐释厌恶体验的组成部分。

随着后来成为人格化自我的三类人格化(好我、坏我和非我)的成长,我想讨论语言教学中的不同成分如何干预人格化自我的更为令人满意的发展。这种干预发生在这样的时候,即从事文化移入的成人在教导幼儿时常采取这样的行为,对那些与焦虑有着强烈联系的不良行为,养有者的某些发音过程可能具有某种抚慰效果。也就是说,这些项目(即不良行为)一般说来是严加禁止的,以致它们必须加以升华,否则就会被摧毁。

由于我们已经知道某种行为会危及我们对人际安全的感觉,也就是说,这种行为肯定是得不到赞许的,因此我猜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早年岁月里——也许整个童年期,以及少年期的后期——有机会知道某些词语和体势的结合,以便我们把我们能够清楚地预见的与某种行为相联系的焦虑的危险性减少到最低限度。现在,为了使儿童拥有比其动作性表示更为优越的现实品质,从事文化移入的成人就会对儿童实施语言陈述,而儿童正在被训练成不能处理生活的人。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许多家庭里,下列的陈述是幼儿教育方面一个显而易见的组成部分:“威利,我已说过你别那样。现在你该说对不起。”这就是我所指的谋求好感的姿态的一个典型例子。如果威利说出了那个对不起,这就被假设为明显地缓和了情境,尽管这是威利肯定不能理解的东西——即使成人都能理解的话。这类事件的结果是,它干预并延缓了把好的、坏的、漠然的和未知的方面融合进人格化的自我,致使儿童继续保持有关“我的身体”的三类人格化。所以,你会听到这些儿童后来对你说:“唔,妈妈,刚才是我不好。”或别的与此类似的话。所有这些并非教育有效性的证据。

在童年期内,某种令人惊讶的事情逐渐发生,它以对温柔的一般需要的一种成分形式表现出来。我们知道,自早期起温柔便成为婴儿的特征。这一成分,在后面关于癖性(idiosyncrasies)的理论解释中,我把它作为身体接触的需要来提及。在童年期,这种需要的意匠作用首先作为一种参与者的需要表现出来,而后作为一位听众的需要表现出来。后期的婴儿和幼儿显然爱和母亲玩,喜欢与母亲一起从事某些能够满足某种区域肌肉需要的练习,等等;在稍后阶段,他们有一种确定的偏好,喜好在提供温柔或提供赞许的成人面前作出种种表演。然而,假如母亲方面的要求太多,或者她养有几个孩子,或者她对于养育孩子一无所知,或者出现五花八门的其他情况,包括母亲一方的心理障碍,或者对于孩子的意志或情绪产生各种傻念头,那么,十分经常的是,儿童对温柔需要的表示总是遭到拒绝,以致他的与温柔需要的表达相联系的行为和外显过程不得不屈从于改变。当然,这些东西可以溶入升华的概念,因为这些儿童中的少数幸运儿发现,每当升华出现时,温柔又会降临,而且,一切称心如意。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那种体验,以致被迫去瓦解那些表现为温柔需要的行为模式和外显操作,因为他们预见到(根据最有可能的理由,即发生的频率)对他们所表现的温柔需要的拒绝。在此情况下,在一段时间之后,某种行为模式得以发展,坏我成为这幅图景的核心部分;当需要温柔之际,憎恨行为的替代作用出现了——“恶作剧”通常是母亲用来向阿加莎姨妈谈及此事的措辞。后面,我将进一步讨论这种发展,因为它对于我们理解我们和我们的病人以及其他人在后来的生活中遇到的许多困难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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