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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我写作的“求经之路”,起起伏伏(上)






近日,着名作家迟子建的最新小说《候鸟的勇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小说既写了东北的落寞,也写了东北的生机。这些人事、情事、心事融汇到东北莽林荒野中,汇聚成迟子建的文字力量。


迟子建说:“写过《群山之巅》之后,我又回到了这样一片故土,我依然情钟于这片土地,依然能在这片土地里面发现当下生活我们所面临的焦虑、矛盾、不公、欢笑、坚忍、眼泪等等这一切,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谁也逃避不了,我们五味杂陈的生活、我们酸甜苦辣的遭遇等等,我们人生的遭际。”




《中华文学选刊》2018年第10期“主编阅读”栏目选载《候鸟的勇敢》。


今天的文章,是迟子建2016年的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迟子建回顾了自己的写作之路,可以说,这篇长文是深入了解迟子建创作资源与文学理念的入口。




文学的“求经之路”



迟子建



长假期间,我在家里看了一部电影,是霍建起导演的《大唐玄奘》,玄奘走过的路是一条宗教的“取经之路”;当时我就想,其实文学跟宗教差不多,也是一条“取经之路”,尤其对于我这样写了30多年的作家来说。每个作家走过的路都是个人的经验,我曾说过,文学经验有点像一次性消费的纸巾,可能我的经验不会对别人有用,但如果我的文学的求经路上的一些心得,可以给学子们哪怕是点滴的启示,我都觉得愉快。那么今天我就尝试着讲一下,文学的“一人一经”。我将从六个方面来阐述,简要回顾我的写作之路,或者说我的文学的“求经之路”。


△电影《大唐玄奘》



1民间神话与原始宗教



我的故乡是大兴安岭,中国最北的地方北极村,就是我出生的小村子。它每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飘雪,到十一月,那里已披上冰雪的铠甲了。冬天时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讲故事。烧着炉子,喝着花茶,有时我们围在火炉旁,从地窖里拿出几个土豆,切成片儿,一边烤土豆片一边喝茶,围炉听老人们讲鬼神故事。我还记得土豆片儿被烤后,因为淀粉沉积,就像给炉盖做了一次美容,在炉盖留下一圈一圈的白白的淀粉。我那时候很小,在外婆家,我就在大人堆里听鬼神故事。他们讲的故事其实就是小说,因为故事是小说的核。当然了,我们也知道有些小说不要这样的核,但那样的小说大多成了软柿子,虽然甜,但很寡淡,没有嚼头。我听的故事多半都是民间神话传说,为什么呢?东北人很多是闯关东过去的,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全是闯关东时来到大兴安岭的。齐鲁之地,大家知道《聊斋志异》,那里面的鬼神故事实在是影响深远;这些老一辈的人,很自然地把神话故事带到了边地。我是1964年生人,大概我都十来岁了,北极村还没通电,也不像现在有什么电视之类的,只有一个我姥爷称之为“戏匣子”的半导体收音机,我姥爷那时候整天守着“戏匣子”找京剧来听,那时候那就是“一大件”。你想在那样一个荒凉的地方,这些民间传说故事,可以说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在大兴安岭生活的还有这样两个少数民族,一个就是我作品里常常写的鄂伦春,他们是游牧民族,骑马,在山上生活、狩猎,住在桦皮围子里,也有的是兽皮围子。还有一个就是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里写到的鄂温克部落。鄂伦春和鄂温克都是狩猎民族,住着同样的“房子”(其实就是林间的“撮罗子”和“西愣柱”,叫法不同而已),宗教崇拜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是骑在马上,一个是骑在驯鹿上。这两个少数民族信奉万物有灵,在他们眼里,花、石头、树木等都是有灵魂的。


△鄂温克的冬季


我小的时候,一个是外婆他们讲的神话故事,一个是当地少数民族原始的宗教,对我影响很深。直到如今,我觉得这些朴素的宗教观和自然观还在影响着我。举一个例子,写《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时候,我去当地采访了,在这之前也听说了那一带很多神异的故事。下面我要说到的一个故事,有一年在香港的一所大学驻校时也讲过的:一个猎人,比如说他叫张三,前提是他是无儿无女的一个人,常年在山中打猎。有一天他打猎时,看见一只怀孕的狐狸,他举起枪就要打,因为狐狸的皮毛是很值钱的。可是这个时候这只狐狸忽然抬起了两只前爪 ,像人一样立起来,叫着这个人的名字,比如说:“张三,求求你——”因为它是只怀孕的母狐狸嘛。当这个狐狸说出人话,向他求饶的时候,猎人特别害怕,他就放下猎枪给这个狐狸磕了一个头,从此再不打猎了。奇异的事情在后面,猎人一生未娶,无儿无女。可等他终老,村人为他举行葬礼的时候,葬礼上却突然出现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一身素服,说是他的干女儿,来为他送葬,一直把猎人送到墓地,然后这两个女儿就消失了。像这种故事,在当地是广为流传的。


我作品里面的一些原始宗教的气息哪里来?就是这两个方面吧,一个是老一辈人从齐鲁之地带来、流传下来的鬼神故事;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少数民族带给我的原始宗教崇拜。



2大自然与命运感



你们学地理的应该知道,整个大兴安岭相当于一个奥地利国土的面积,据说如果按新加坡的面积计算,有135个新加坡大。这么大的面积,大自然真是太壮阔了,现在全境也不过50万人口,人在那里太渺小了。所以小的时候在小镇上遇到生人的时候,会有一种不安感。因为人在那里是少数族类,而动植物是多数族类,像林木等等。


我是冬天出生的,冬天有一项活儿,我是特别恐惧的,就是一到放了寒假,就得去拉烧柴。因为冬天很冷,需要大量烧柴取暖。那时没有燃煤,我们烧的柴禾就来自山上。那时拉烧柴的工具有两种,一个是手推车,一个是雪爬犁。一到放寒假,每天的第一要务,不管刮风还是下雪——零下四十度你也要进山,就是父亲带着我们去拉烧柴。我前一段给一家评论刊物写一个创作谈,标题叫《小说的丛林》,其中谈到这个细节。那个时候小,十一二岁上山跟着去拉烧柴的时候,有一种风干的树木,由于被雷击或者是病虫害,时间久了它就站着枯死了,我们叫它“站干”。那时也是要保护树木的,鲜树是不允许采伐作为烧柴的,“站干”就是我们的主要采伐对象。经常我父亲放倒了这些“站干”,十来岁的我们就要从密林深处,扛着“站干”往雪路上走,因为那是手推车停放的地方,你要把烧柴集中在那儿。从家里去山上要走很远的路,很多次我就看见一条“狗”,我说:“这是谁家的狗啊?”我到里面去扛“站干”出来的时候,这“狗”老是看我,还挺肥大的,我也不认识它。我跟爸爸说扛站干时遇见“狗”了,它老是跟在我身后,我爸就不再让我一个人往里面走,后来回去才告诉我:“那哪里是狗,那是狼!”——它尾巴拖着,耳朵是尖尖的。所以狼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并不是一个凶残的动物。我想可能那时食物链比较好,狼可吃的太多了,它看见一个毛头小孩儿,心想吃了有什么劲呢!所以没有胃口。但也可能是它吃得很饱,正在悠闲地散步。


这样的冬天,我们还去哪儿呢?进城,买年画。我们是在一个小山村生活,那时过年都要买杨柳青年画、朱仙镇年画等等,各县城的新华书店都有卖的。从我们小山村到城里大概20里路,一般家长给我个三两块钱去买年画的时候,就是我最幸福的日子。你去城里书店的路上,沿着雪路走着走着,就得跑起来,因为天实在是太冷了,尤其是腊月天,基本都是零下三四十度这样的天气;腊月天的大兴安岭要是零下20度,那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恩赐了。我穿着棉猴,穿着厚厚的胶皮鞋,我们叫“棉靰鞡”。当你觉得脚一瞬间有“嗖”的一下凉的感觉,那就是你把脚趾冻着了,麻了,那时候要飞快地脱下鞋,抓一把雪搓两下脚,这样就不会生冻疮。你在寒风当中再穿上鞋,要飞快地跑一段再走,不然你的脚就冻坏了。我小时候生过冻疮,是因为拉烧柴,天太冷了,回到家里生了冻疮。我不觉得痛苦,反倒觉得无限幸福,因为我免除了苦役,不用再跟着我父亲上山拉烧柴了。


△迟子建《群山之巅》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样的生活对我的文学确实是有影响的。大自然漫长的冬天,你们在南方真是体验不到的。所以很自然地盼春,因为春天太美好了。春天一到,风暖了,不用穿厚衣服了,女孩子可以穿薄薄的花衣裳了。可是这样的日子特别短。那里的春天真是一闪即逝,大概只有半个多月,满山遍野的达子香花,就是映山红,全开了。那时候我们常去山上采达子香花。我曾在新作《群山之巅》里写到这样一个细节,这也是真实的。我们采了满抱的达子香花后,哪有那么多花瓶啊,没有地方栽,放哪儿呢?我父亲喝酒的酒瓶插几枝,猪肉罐头瓶子也插几枝,最后杯盘碗盏都派上了。最有趣的器皿,那真不是虚构的,家家不是都要养猪吗,猪食槽子那口比较深,所以废弃的猪食槽子,也被我们用来栽映山红花了。在那个年代,生活是那么的朴素,又那么的美好。当然因为我贪吃,所以我最喜欢那些能坐果的花,比如说蓝莓,我们叫“都柿”。


都柿开花了我就特别高兴,因为我们山村小学的后面就是一片树林,一般是第二节课后的课间操,要做广播体操时,我基本上就会溜掉,从我的作业本上撕下一页纸,叠一个三角小喇叭,飞快地溜进树林,奔向各种果子。不管青的还是熟的,都摘。然后上第三节课,老师讲课时,我就在下面往嘴里塞,偷着吃点,什么马林果、水葡萄等等。大家知道花里边的忘忧草,其实就是黄花菜,我为什么喜欢它呢?因为它能吃。我妈妈喜欢百合花、芍药花,经常命令我“你去给我采点百合芍药回来栽”,而我采这些花的时候,都会采一把黄花菜回来——用黄花菜做炸酱面太好吃了!


春天和夏天,也许因为太美好了,一闪即逝。我们几乎不敢种香瓜和西瓜,往往它们还在旺盛的生长期时,天就一天比一天凉了,它们没有熟的机会了。有时候9月份就要下雪了,霜来了,然后满山的绿叶变成了五颜六色的。五花山那是绚丽之极,美得醉人。到了这时候,没有成熟的果实,自然也就结束了生命。可能我受前面讲的第一个话题的影响,感觉什么都是有灵魂的,我觉得这些没有成熟的果实,都有一颗心,这么多颗心寂灭了,特别伤感。我很小的时候就爱伤感,骨子有一种天然的忧伤,可能与此相关。没熟的果子死了,冬天突然就来了,大自然是那么多变。而人的命运呢,其实也是如此。


那时都是土葬,过了六十岁的人,在当时就算高寿了,当地的风俗,就要准备一下寿材,打上个棺材,刷上红色的油漆摆在家门口,阴森森的。晚上的时候出去串门,经过棺材的时候,真是害怕。这种棺材摆在那儿,让你时刻知道人是有终点的。但也有不该到终点的人,却在人生的列车上出了故障,下车了,夭亡了。死有时候真是突然而至的。童年的时候,我们是四家住一栋房子,那栋房子有三个属龙的女孩,都是1964年生人。有一个女孩生了痢疾,在卫生院打错针了,然后就死了。一个常和我一起玩的女孩,因为一针命就没了,她的母亲哭得抢天呼地,让我觉得特别恐怖,每天在观察自己是不是有痢疾,生怕也被打错了针,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我。还有一个对我刺激很深的,同一栋房的另外一个属龙的女孩,她叫小平。杀猪那天,她家的炕烧得特别热,不能睡人,她就来我家,和我睡在一铺炕上,她还把一块猪肉拿过来给我吃。我有一篇散文谈到这个细节。当天晚上她就发病了。第二天大人们用生产队的马车,把她送到了城里的医院,检查为结核性脑膜炎,一周后她死了。这些跟我整天蹦跶在一起的一栋房子里的同龄女孩,突然地死去,对我刺激太深了。命运是如此残忍,如此难测。我妈妈比较迷信,她跟我爸爸说:“咱们最好是搬家吧,你看这栋房子好像养不住属龙的女孩子。”那时我们家也没地方可搬呀,就一直住在那里。可能我命比较硬吧,安然无恙,逐渐长大。


大自然的风霜雨雪,还有一些朋友、邻居命运的变故,包括我个人经历的父亲和爱人的早逝等等,让我觉得生命真的很脆弱,人生真是非常的苍凉。


一些批评家谈到我作品的死亡情结哪里来的,我想就是在我自幼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我看了生,看了死;看到了春天,也看到了冬天;同时看到了死去的植物,在第二年春天复生。明白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生生死死,永不止息。



3苍凉与温暖



冬天给予了我们极北之地人漫长的风雪,也给了我们对温暖的渴望,以及不屈、倔强的性格。所以我作品的底色是苍凉的,我笔下的北方人也是隐忍的、坚强的,就像冬天的河流。大家知道黑龙江是中俄界河,冬天的这个时候已经封江了,到了12月、1月的时候,冰会越来越厚,可是我们冬天时还会在江上捕鱼。我从小跟着大人去江上捕过鱼。你用冰钎凿开厚厚的冰后,能看到江水像生命的春水一样在涌流,我们从水里还能捕上鱼来——即使那样的严寒,也没能真正把一条江冻僵,因为春天又会来。


△黑龙江的冬季


这样的气象就像人生,不管现实多么严酷,我的内心依然涌动热泉,这就是我作品中的“暖”吧。其实暖是对人性有较高的期望值,也是一种宗教情怀。我也知道恶在人性的丛林中像荆棘一样密布,悲凉之雾在我们人生之河中,从来就不曾远离我们。但我就想在这样的地方,在迷雾当中寻一丝丝的亮光,在这无边的寒冷当中寻找这种丝丝缕缕的暖。实际上,我作品的“暖”也没那么强悍,有时批评家把它夸大了。过于“暖”,大家都知道火炉烧得太暖了,烧过头了,就引起火灾了。我们老家的炕是用油纸糊的,要是烧得过热,它就会糊了,冒出焦糊的味道,炕面落下伤口结痂似的疤痕。所以说作品的温暖,要恰到好处。在这样一个苍凉的背景下,“暖”要水到渠成地呈现,不要一味地去给它一种“暖”,强加所谓“高大上”的东西。在“文革”时期,一些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就是“高大全”式的人物,那是小说人物的悲剧。


大家知道我有一个短篇叫《白雪的墓园》,有人读了,说我写得挺温暖,我说这个小说其实多凄切啊。1986年1月,我父亲去世了,他是在凌晨去世的,那天白天他看上去情况挺好,所以晚上我和姐夫在医院的抢救室守着他,让我妈妈去姐姐家休息了。凌晨时我看父亲不行了,赶紧让姐夫回家叫我妈。妈妈一进来看到我父亲停止呼吸了,她就哭;她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她哭不像一般的人大放悲声,她是忍着的那种哭。她哭着哭着,我突然发现她的眼睛里瞬间有了一颗红豆,红红的,很大的一粒;我就想是不是从此以后我妈妈的眼睛就不好使了,所以害怕极了。举行完我父亲的葬礼,葬礼三天后要去圆坟,我们怕她伤心,不让她去。爸爸是腊月去世的,接着就是过年,过年前按风俗还要上坟——《白雪的墓园》写的都是真实的情节。我爸爸去世后的那段时日,我妈妈眼睛里那颗圆圆的红豆一直在,我们以为它永远就伴随着她了。要过年的时候,我们姐弟三人都好好地干活,哄我母亲,怕她伤心难过。挑水、劈柴、蒸年干粮等等,不想让她提起父亲的话题。腊月二十七,她要跟我们一起去上坟,我们坚决不肯,飞快地跑出家,七拐八绕,把她甩开了。我们回来后,发现她哭过。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床后,突然发现她失踪了,我们特别害怕她想不开去自杀了,到处找,可哪儿都找不到她。最后她终于回家了,外面在下雪,她落了一身的雪,进来后拍打身上的雪花。那时我父亲的坟还没立碑,一般来说要转年清明才立碑,所以坟前是没有名字的,再说那是当时做白事的几个人给选的一块墓地,所以她并不知道父亲埋在哪里。但是她进来说:“我去看你爸爸去了。”我们立刻问:“你找到了吗?”她说:“我找到了,我一上山,经过一座新坟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和见到别的坟不一样,我就知道那是你爸。”那一瞬间我们特别难过,然后看她的眼睛,发现特别清亮,原来她眼里的红豆没了!她上了坟回来,眼里这颗一直带着多少天的、早晨时还在的红豆,突然就消失了。所以我写《白雪的墓园》的时候说,我父亲去世的一瞬,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在耍赖,不忍离开,他就化作一颗红豆藏在我母亲的眼睛里,直到我母亲亲自把他送过去,他才真正安心待在另一世了。


你们现在听的这个故事,小说里面的这些细节,都是真实的,批评家也把这样的小说定义为“温暖”,我不敢苟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它是多么的残缺,多么的忧伤!所以我一直说,我作品的“暖”,是苍凉当中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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