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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基层的新排长,他这样理解使命与担当!

每每读到几十年前那段战火硝烟的历史,总会被那个时代的仁人志士拥有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1917年6月,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孟什维克党人高声宣称,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政党敢于单独掌握政权,并对国家今后的命运负责。代表席上一个人站起来大声喊到:“有这样的党!”这个站起来的回答者是列宁,那时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代表中连10%都不到,人数最少。但在俄国,敢站起来这样回答的人只有他一个。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了这样一封信:“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在那个强敌不断进攻、革命陷入低潮的艰难时刻,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诞生了,毛泽东用一把精神烈火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1922年初夏,朱德经朋友介绍阅读了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是告别家乡和亲人,登上一叶扁舟顺长江而下寻找共产党。他在上海找到陈独秀,被婉拒,又登上邮轮前往法国,接着辗转到德国,找到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张申府和周恩来,硬是在德国入了党。其实,那时的朱德已经是滇军少将旅长了,不说仕途坦荡,至少可以衣锦还乡了。但为了“倾心为国志无违”的责任担当,他驾着一叶扁舟走上了满世界找党的旅途,这一走,走出了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

除此之外,还有周恩来那句充满热血情怀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还有黄埔军校门前那副“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的对联……在那个风云激荡、家国危亡的时代,一批又一批意气风发、志存高远的仁人志士投身到救亡图存的伟大事业中,用不懈的奋斗奏响了那个时代的激昂凯歌。

如今,那个战火与激情交织的年代已经淡去,我们有一个宽松、舒适的成长环境。刘嘉玲在一次演讲中表达着对这个时代地感谢:“我很庆幸我生活在一个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就可以掌控自己人生的时代,追逐更美好的自己。”的确,我们应该庆幸,庆幸我们这个国家不必再忍受列强的屈辱,庆幸我们的国土不再遭受战火的摧残,庆幸我们的同胞们不会在炮火中倒下。但是,如果每个人通过努力奋斗只是为了达到个人目标、实现个人价值、掌控自己的人生,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好时代”,却不能称之为“大时代”。

大时代的到来,与科技多么发达、经济多么雄厚无关,它取决于人民是否具有那种将个人命运深深融入到国家命运中的使命感。回到那个风云激荡的战争岁月,如果没有这种使命感,毛泽东可能只是一名湖南乡村的私塾老师,靠着学费来养家糊口;如果没有这种使命感,“海归”的周恩来可能凭借敏捷的思维和过人的口才,一路仕途坦荡、官运亨通;如果没有这种使命感,朱德可能在厌倦军阀征战后急流勇退,衣锦还乡享受天伦之乐。正是这种使命感,才有那么多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命运和民族安危前赴后继、向死而生,用个人的奋斗轨迹勾勒出那个时代的壮阔史书。

如今,伴随着“中国号”巨轮行稳渐远,我们再次迎来一个新时代。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尽管近年来我们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伟大成就,但新时代地到来,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敲锣打鼓、歌功颂德。美国著名作家罗斯·特里尔写到:“中国在全面迈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领导人面临的矛盾之多、压力之大、问题之复杂、把控之艰难,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不多见的”。

《孙子兵法》里说:上下同欲者胜。如果再加一句“古今同欲者胜”,或许更贴合我们这个民族不断接续前行的奋斗历程。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样的时代,既承载着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奉献,也召唤着国人上下同心、凝心聚力,接过前人的旗帜继续奋力前行。在这样的大时代里,作为军人,我们更应该胸怀强烈的时代担当,打磨决胜疆场的钢刀利刃,锻造克敌制胜的打赢本领,紧跟领袖步伐,奋楫时代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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