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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小时候的年滋味

原标题:难忘,小时候的年滋味

我们老家过年应当从过了腊月十五就开始准备了,大人们赶东集逛西集的筹备年货,我偶尔跟着父亲去赶最近(有十五里远)的大石头集。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没赶过几次年集,其中一次是为了帮助父亲赶猪到集上去卖才有机会跟去的。我们那里是山区,每逢年集,乡亲们总是出卖以前收藏的山货,早砍伐的木柴,辛苦养殖的禽畜等来换取自己需要的用品。每到集日,路上都是成群结队的赶集人,他们推着的,挑着的,背着的,挎着的,牵着的,成群结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浩浩荡荡,热闹非凡。

赶集,最吸引我的莫过于到鞭炮市场看免费的放鞭,放花,放炮啦,那场面至今记忆犹新。那时集市上人最多的地方就是鞭炮市场。无数卖家在宽阔的河滩上叫卖,为了吸引买者,你放一个大花雷,我放一挂鞭,一边放一边手舞足蹈地吆喝,大吹大擂一番。那闪烁的火花,那缭绕的烟雾,那浓烈的火药味,那震耳欲聋的响声,真是让你忘却一切。人们欢呼着,争相购买。许多孩子还窜到刚放过鞭的地方捡漏,要是运气好,还能捡到一个两个爆竹,那真是如获至宝!男孩除了买爆竹,还买风车,女孩则喜欢买漂亮的布花插在头上,或买件漂亮的花褂,立马穿上,那脸呀都美成了花。

过了腊月二十,家家户户就用石碾舂米,我从记事起就年年帮着母亲舂米。所谓舂米,就是把谷子放在碾盘上碾压,推推簸簸,需要好几遍才将谷壳去掉。一推就数小时。此外,还要推石磨磨小麦粉。那时没有机器,磨面粉要用大石磨磨,由于石磨太重,需要三个人才能推得动。小麦要推三遍,第一遍,箩出的是细面,用来包水饺,蒸馒头,招待客人或走亲戚用,第二遍第三遍的面含麸皮多,面差些,用来包包子等,自己吃。我最怕推这种磨,有时要连续推五六个小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此外还推豆腐(就是用中型石磨推泡透的黄豆做豆腐),推发团(就是把小米或去皮玉米泡透),用石磨推细,经发酵后用蒸笼蒸。刚蒸出来的发团金黄金黄的,里面有许多空隙,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特别爱吃。发团凉了后,母亲把它们切成一方方的,摆放在用条子编的大篓子里,上面盖上包袱。吃时切片馏。有时能吃到正月底,做饭十分方便。

此外,过节母亲还用花生油炸好多东西,炸炸果子,就是用黍子米或其它粘米面做成漂亮的东西,经晾晒稍干后,上油锅炸。炸出的炸果子酥脆香甜,油而不腻,那真是美昧食品,用来招待客人和自用。

母亲还炸鸡肉猪肉,那时家穷,过年没多少鸡肉猪肉的,为了招待客人和自用,母亲总是把肥肉切成一寸长的小条,用筷子夹着放在早和好的面糊里一搅,肉块外面就全部沾满面糊了,然后把它丢进烧开的油锅里,瞬间肉团就漂浮起来,哧哧响着,有的还旋转着。锅里的肉团越来越多,有的开始发黄,母亲不再向里放了,而是用筷子翻动肉团,让它们上下翻个,这样炸出的肉块外部全部金黄。母亲在翻动的同时顺手捞出炸熟的,然后继续放,继续炸。快冷透时,母亲还夹块让我吃,是那么香,那么脆。那颜色,那味道,至今我还记忆深刻。后来稍大些,我经常帮助母亲炸。

除炸肉块,母亲还炸丸子,蒸丸子。那时每当过年,生产队里都杀猪,有时杀几头。分猪肉不象分粮食那样,按工分分,而是按人口分,我们家人口多,分的肉就多。生产队为分公平,将骨头和肉切小块分。母亲把分的骨头不是煮着吃,而是将上面大的肉用刀切下,作为剁丸子的材料。切碎放上葱姜等作料剁碎,加面粉和好。用手掌玩成一个个小圆球放箅子上蒸熟。来客人炒上一盘或做大锅菜时抓进一把,连同豆腐粉条等一起煮,很好吃。对于骨头,母亲将一块石板刷干净,把骨头放在上面用锤头砸,直砸到粉碎成油状的的粘团为止。也加作料和面粉揉成球,上锅蒸熟。虽然吃时会遇到些骨头硌牙,但也很香。

我村在上世纪50年代前属莒县范围,一些风俗和莒县一样。过小年是腊月二十四。民间有句俗语叫“君辞三,民辞四”,也就是当官的,有地位的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而平民百姓过二十四。可见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对老百姓的歧视。只不过随着改革开放,青年人纷纷外出,这种习俗已经改变,多数人也二十三过小年了。在小年前,家家户户都打扫卫生,扫屋,除去灰尘,粉刷墙壁,清扫院子。以求以崭新的面貌过年。

过了小年,大队办公室,小队屋里,学校教室里都开始义务为老百姓写春联,父亲也到代销处买几张大红对子纸找人写,由于会写的人少,往往要等好几天才挨着。父亲不得不去催。上小学四年级时,我觉得父亲找人写对联太麻烦。就自己裁纸,自己写。由于是第一次,个子又矮,有几张长对子竟写歪了,尽管这样,父亲看到了还喜滋滋的。有的邻居还夸我有出息。后来我们家的春联我就自己写了,有时也帮别人写。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对联也很有政治意味。连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备战备荒为人民,打倒帝修反都贴到了大门上。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有意思。

年除夕一大早,家家户户的男人就早起沤狼烟,所谓“沤狼烟”,就是拿一把黄豆秸在自家大门口点燃,不让它烧得太旺,让其产生烟雾。一边烧,还一边说“沤狼烟,沤狼烟,一年沤出个大黄犍;沤青烟,沤青烟,一年沤出个大青犍。”这个风俗由来已久,很早以前人们为了牲畜安全,当夜幕降临之时,在牛圈旁点上火堆防止野兽袭击。后来演变成一种习俗,变成人们祈求牲畜兴旺的仪式。

每年除夕清早,父亲早起沤完狼烟后就开始大扫除(其实头几天早打扫了),他把院子及邻街彻底打扫一遍。看不到一点垃圾。从上学起,我和弟弟包着打扫,不再让父亲做了。吃了早饭,我们就开始打糨糊,就是把白面放在平日炒菜的小铁锅里,加上很多水,搅成白面水,再烧火煮熟,边烧火边搅拌。很快一锅糨糊就做成了。然后分大门小门地贴对联。贴得最多的是小“福”字“酉”,到处都贴。磨盘上、猪圈上、茅房门口上、水缸上、扁担上......凡是平日使用的用具上都贴。最不好贴的是过门签子,是用彩色纸刻成的,上面有精美的图案,如梅花啦,牡丹啦,金鱼啦等等。还有文字,什么“金玉满堂”啦,什么“幸福人家”啦,等等,都是吉祥的话语。由于用纸很薄,加上抹糨糊的地方很小,因此贴时要格外小心,不然会破的。贴时要贴在门口上面的横木上,两趟颜色要搭配贴。贴完后我们都会先欣赏一番,红红的对联加上随风飘扬的五颜六色的过门签子真漂亮。

贴完对联,我们就去参加王家老林上祖坟活动,所有王姓家男人,能去的全去。那场面很壮观。整个王先沟里人山人海。不光王姓的去,连其他姓的孩子也去,不光男孩去,女孩也打破规矩去。大家就是为了去看热闹,去要糖吃。不光放好多鞭炮,还分糖果给每个孩子,每人两块。在那个年代,能吃到糖块,是非常惊喜的事情。大人则分香烟,每人两支。放鞭炮时,那大花雷个头大,声音也特别响,我们在很远处看,还震得耳朵嗡嗡作响。大地被震得不断颤抖,响声回荡在山间,人们仿佛置身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似的,很是刺激。

下午我们还要分支上坟,也要上好几个林地,往往需要数小时才上完。那下午,整个村子的沟沟岭岭,到处是袅袅纸烟,到处是上坟的人。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震动着山谷,回声袅袅不断。

上完坟回来,各家各户还要把水缸挑满清水,因为我们那的习俗初一是不挑水的。即使初二去挑,也要在泉边烧点纸,祭泉神。小时候挑水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一天人和牲畜需要三四担水。大人们都忙,后来我主动承担了挑水任务,来回距离有1500米,路上需要休息。最早用木桶,后来改为铁桶。挑完水,还要在大门口的地上拦上一根木棍,说是过年鬼怪就进不了家门。

除夕晚上我们要吃年夜饭,从下午母亲就开始忙活,尽管没现在材料多,可母亲也总是变着法子做出一桌丰盛的菜肴,有凉拌的,有蒸的,有炒的。连秋天拾的上等蘑菇也用上了。全家人一起吃年饭,喝酒,父亲喝白酒,母亲和我们喝她做的黄酒,其乐融融。

晚饭后,全家人都到离家不远的后街上看放鞭炮的。这是王姓家族组织的,每年除夕和正月初上唱大戏,正月十五闹元宵都放。所用款项是老林上卖树木的钱。那时王家老林有很多大树,很富足。

除夕晚上的鞭炮放最好的,大家还在吃团圆饭,负责放的人就在村子大槐树处(那是村子中央,有两棵古槐,是南北大街和东西大街结合处。每年都在那放。)就吆喝开了。还在吃饭的孩子们急了,没吃饱撂下筷子就跑去了。大人们也匆忙吃完前去观看。可以说,整个村子几乎家家倾巢出动了。有时邻村的好多孩子及年轻人也不管过年不过年的也有跑来看的。据说,我们放的是莒县一个叫苹柳河的村子造的。有响声如雷的大干炸,有大花雷,最好看的是灯鞭和花鞭。这两种鞭像小磨盘般大,放鞭人一手将鞭拢在胸前,一手提着鞭的一头,等旁人给点燃后,就弯着腰快速地顺着大街跑,身后瞬间无数金星哧哧冒着,有无数盏灯迅速亮起来,灯鞭和花鞭交织在一起,整个大街,连同天空都被照亮了。人们欢呼着,个个喜笑颜开。有些胆大的,还会冒着硝烟,冒着炸响,穿梭着去捡拾没响的爆竹。最神奇的是那些灯鞭和花鞭,说来也怪,本来放鞭人放的时候它们是躺在地上的,可随着冒花或者冒火,那鞭便神奇地直立起来,有的需要打个旋才起来,那花喷射出圆圈也很吸引眼球。花鞭的花能冒六七米高,一排花伸向远方,在一排灯鞭的陪衬下简直壮观极了!等花冒完了,灯燃烧完了,一声声炸响响彻在村子上空。放了一支又一支,欢呼声不断。鞭炮的火花映红了大地,映红了天空,也映红了人们欢笑的脸庞。焰火有时能放两个小时。在那个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没有广播的年代,能在大年夜观看这么美妙的焰火也是很大的享受,也增加了节日的气氛。

除夕夜,好多家庭是不眠之夜,人们围坐在火盆周围听故事,或者打牌。直到半夜发芝麻(纸马),各家各户在院子里烧纸祭奠,放鞭炮,再喝酒吃饺子。直到很晚才睡。

刚要打个盹,拜年的就来了。进屋门跪下就磕头,边下跪边说爷爷奶奶或者叔叔婶婶过年好!我父亲辈分大,叫我父亲老爷爷的不计其数,那时有的年龄比我父亲还大,还叫老爷爷,我很是不理解。有时来人多了,有的干脆跪在院子里。我们请来人吃花生、炸果子。他们多数不要就跑了,再到另一家磕。在我记忆里,我都十岁了,村代销处还没有糖块,后来才有,过年磕头可以要到糖。由于我的辈分在村里排第三位,能去磕头的户不多,因此我很少去给别人磕头,而是在家看别人给我父母磕。我弟弟就和我不同,他过年好跟着小伙伴去给人家磕头,遇到比他辈分小的,人家不让他磕,说,快起来快起来,急忙给他花生或糖。

我不去磕头也没闲着,往往初一天蒙蒙亮就去找鞭炮,到大街上找人家和别人家放的不响的,找到一个如获至宝,那些往往是哑芯的,就是鞭芯子烧完,没有引起火药爆炸。拿回家,用细锥子钻上眼,再从其他鞭炮上掐段芯子塞进去放。一旦放响,就欢天喜地,心里那个美呀简直无法形容。

从记事起,我就知道我村从初一就开始唱大戏,也放鞭炮。我们村有一个几十人的戏班子,他们唱的是老京剧。教戏老师是诸城人,曾是上海京剧院的重要人物,据说是副院长。由于出身不好,被遣送回家,被我们王家老林聘请了。他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武打翻跟头样样在行,对京剧更是谙熟。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们村的京剧班子远近闻名,很受欢迎。

每年戏班子在村里大唱三天,初四就被邻县的村子请去唱,有时出去唱很多天。本来规定正月十五、十六要在本村再唱两天,可有时就是拉不回来。有一年都春耕多日了,还回不来,急得各生产队长了不得。

由于我们村过年如此隆重,很多姑娘都愿嫁到我村,所以那个年代村里男人打光棍的很少。每到正月初上,邻村的甚至几十里远的,凡是沾亲带故的都来我村看戏。有的一家能来十几人,他们往往多带饽饽,就怕亲戚家管不起饭。直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才停止唱戏。当时红卫兵要焚烧戏衣,村上爱好戏的人偷偷把戏箱运到偏僻的后沟山林队的屋里,还把窗户封死,还用草隐蔽起来,这才保住。粉碎四人帮后,村上当时在剧团里的当配角的年轻人又将戏衣取出,重新组建了京剧班子,在老演员的指导下,利用冬闲排练演出,后来还参加了全县比赛,夺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回想童年过年,那真是年味十足。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幸福,那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永远保存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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