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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伟东:王石凹

(摄影:韦梦龙)


  鱼的故乡在哪里?我小时候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离大海那么遥远的独立的黄土高原的山间,就有这样一条鱼生长着,它从哪里来,又到了哪里去?


(一)故乡

  77年初,我们一家在风雪交加的隆冬,从浙江东部的嵊县老家一路奔波,辗转来到了陕西关中北部的煤矿王石凹。34年过去了,2011年4月30日的今天,我在键盘里敲下“王石凹”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的父亲,于三天前的4月27日,在桂林去世。昨天——4月29日,在桂林尧山送老人上路。在和父亲告别时,我已读大学的侄女、我6岁多的儿子号啕大哭;我和爱人、兄长和嫂子在老人灵前长跪不起,泪流满面。


  34年前,父母拉着不满7岁的我和13岁的哥哥的手一路奔走的情形如在眼前:那年年前的冬天,奶奶去世了,办了后事之后,我们全家搬迁到父亲工作的煤矿。那天,天蒙蒙亮,我们一家四口就从浙江老家的老屋里出来。我牵着父亲的手半跑着,回头只看见老屋屋檐上的草在雪粒飞扬的空中抖动。我突然想起心爱的泥手枪藏在床上的席子下面忘了带,却无法去取了。父亲肩挑行李,带着母亲和我们两兄弟挤上汽车,之后一路转车,几天后到了西北。那时,我并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跟着父亲走。


  父母到哪里,那里就是家乡。 王石凹,这个深藏在黄土高原里的煤矿也就成了34年后我的故乡。1977—1986年,王石凹。这样一个时空里,父亲、母亲、哥哥和我,一家四口人,王石凹的翻砂组、绞车道、矿小学、大楼、火车站、西山、北山、东山、马车店、三院、火药库、苟村、庞家河等地名,还有蓝老师、郗老师、钱叔、南叔、何叔、钱叔、薛老师等人的形象,防震棚、户口、黑市粮、考学、家属队、小工厂等似乎早已尘封封在岁月中却不时让人回忆起的词语,构成了我的故乡王石凹。


(二)初到

  在王石凹,父亲是一名木模工人。他做的模具曾经整齐地编号藏在一个仓库里——到现在,翻砂铸造已经不用这些木模了,他做的模具还被作为模具精品被矿区修造厂收藏。父亲是个生活和工作都很严谨的人。他生活有规律,做事情一丝不苟。煤矿工人的身份在当时显得有些卑微,他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比如读书写字,也带我和我哥很严格地读书写字;比如洗澡,也带我和我哥每月定期洗澡,从来不参与工人们通常的喝酒赌博以及他认为“乱七八糟的事情”。这样的个性自然与有些野性的西北煤矿的生存法则不太协调,吃亏自然是难免的。但是他似乎不愿意变通,或者天性如此。他喜欢读书,《红楼梦》、《水浒传》、《保卫延安》、《创业史》等小说都是他借来读过的。我上三年级的时候,也能跟着读这些书了。苏联文学里,他读高尔基的小说,晚上还给我和我哥讲小说里的故事。


  我记得父亲在做好木模工作的同时,为了多挣钱,也在矿上号召职工“支援高产”的时候争取下井挖煤。他下井的时候,我们娘仨就有些提心吊胆,担心他不够灵活,在井下受伤。幸亏他一直没有受过伤。我小时侯非常害怕他在井下出事,要是父亲出事了,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活了。


  到了王石凹,我们娘仨是“黑人黑户”——我们离开了老家来到王石凹,只有老家的农村户口,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口粮、没有住房、没有任何保障。我们全家就住在父亲工作的工场旁边的木模小仓库里,那个小仓库大约有十来个平方米,除了两张床,就是存放模型的架子。门外是一个牛毛毡做房顶的简陋的防震棚,我母亲在防震棚里烟熏火燎地做饭。我们娘仨没有口粮,一家人都要靠父亲每月定量的30多斤粮食过日子。 我和我哥刚到王石凹的时候,吃不惯玉米面。哥俩每天端着玉米面糊糊发愁。父亲先是好言相劝,我们还是抵制,闹着要回浙江吃米饭,他就给我们每碗玉米糊里放一勺白糖。我现在还记得我哥皱着眉头吃玉米糊的样子。有吃的已经不错了,很多时候粮食不够吃,就要去买黑市粮。我父亲积攒够了钱,星期天就和工友搭伴去买粮。我当时小,不知道他们是去哪里买,只记得我们娘仨等啊等,有时等到大半夜还没有回来,风雪封门,我们不知道父亲到哪里了。母亲自然揪心。我听着窗外狂风呼啸,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好像听到打门声。第二天,我们又有饭吃了。我当时对父亲去买黑市粮的记忆,大多是事后听父亲讲述怎么扒车,怎么被车甩下,在盘山路上扛粮食冒雪往王石凹赶。我印象中他是去了几百里路以外的阎良、富平的农村去买粮。能买到粮食,平安回来,一家人都塌实了。买黑市高价粮食要冒很大风险的,要是被抓住,就有投机倒把的罪名,要被捆起来押到马栏农场劳教。


  这样的情况在矿工中很多,很多矿工家属没有户口就没有住房口粮,他们多在山沟里就势挖窑洞、盖院墙住着,有些人家建的窑洞不好,遇到连阴雨就塌方,一家子闷死在窑洞的事情也听说过。绝大多数棚户区的窑洞和平房建得还算是好的,尽管简陋,但工人们还是竭尽全力把家安顿好。工人们不仅仅解决了家属住的问题,还把农村老家的生活、劳作习惯延续了下来。艰苦的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


  我记得,和我父亲关系很好的南海明叔叔就在荒山坡上建了几个窑洞安家。窑洞挖得巧妙,有朝阳的卧室,也有厢房和厨房,三个卧室和外间还有通道相连,有点像电影《地道战》里的房子。他们家的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椿树,春天的时候,鸟儿集在树上,唧唧喳喳。有次我父亲带我到他家串门,看到他们一家五六口人端着包谷面糊糊,蹲在磨盘边呼噜呼噜地喝,菜是清炒丝瓜、醋溜土豆丝。一家人吃得很香。他们一家是河南舞阳人,海明叔退休后全家都回了老家。在王石凹的时候,他们一家还在荒坡里种了菜和玉米等粮食,每季都有收获。我们一家到矿上后,海明叔和桂枝婶也教我们开荒种些瓜果。海明叔窑洞边的山崖上种了大片向日葵。每到夏天,令人眩晕的金黄色向日葵迎风招展,浓烈的温暖的植物气息在空气中浮动。


(三)生活

  我父亲另一位同事孙叔家住在绞车道东边。孙叔一家依山坡地势建成了一个错落有致的城堡式的院落:最上面是卧室厨房,下一层是猪圈和果树,再下一层是菜地,还打了口水井。他们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卧室前是一块垫起的土台——孙叔一家不知道挑了多少担泥土和石头才把这陡坡改造成能建房子的小小台地。台地清扫后清水泼过压着浮尘,窗台上是一排随着时令次第开放的各种各样的花。从台地下七八阶台阶,就是猪圈和鸡舍。猪懒洋洋地躺着,几只鸡悠闲地在面积不大的坡地上散步。土坡边缘有一棵苹果树,结一树鸡蛋大小的苹果。有的果子被虫咬了,落到地上,鸡一口一口地啄食,一不小心常常一脚踩空掉到坡下的菜地里。菜地也不大,种着白菜土豆。孙叔的两个儿子延聪和延龙、女儿延秋和延红小小年纪就开始打理菜地,养鸡喂猪,还种了很多花草。弟弟延龙比我小几岁,心灵手巧,小小年纪就肯钻研,制作了不少劳动工具。我印象里他能用自己做的管道把山下的水引到家里,还在院门上自己安装了电铃,甚至设置了带弱电的防护设置,能够防盗。哥哥延聪后来和我是同学,学习也很好。高考的时候报志愿,他立志学成后回煤矿工作,报效王石凹,报了中国矿业大学采矿系——现在已经是一家大型煤矿的总工程师了。很多年以后,延龙邮电大学毕业,成了电信企业的工程师。


  我父亲工作的工场,在王石凹“山下”(王石凹分“山下”、“山上”,“山下”是工作区,“山上”是生活区)。在机电区翻砂组的旁边,工房很宽敞,有做木模专用的大工作台。工房后面也有个小院子,是放置电锯的,白天电锯嘶鸣,到晚上才能安静下来。初夏,我们就在这个小院子里吃饭。几棵高大的槐树在晚风中摇曳着树枝,一簇簇白色槐花在月色里摇起阵阵清香。小院子不大,宽不过十来米,长三四十米,临着一个斜坡。后来,父亲带着我们开荒,把斜坡辟成一块块梯田型小小的菜地,种了豆角、土豆、丝瓜、花生、西红柿,早上父亲上班前,晚上下班后,我们就侍弄菜地。开春,豆角疯长,开一串串白色和紫色的小花;这个时候,南瓜藤也开始四处蔓延,顶着黄色的花瓣挂上了瓜。我们家种的最多的是土豆。过了春分,把前一年的老土豆切块种下,天气转暖就有叶芽钻了出来。山坡下早年间还有个水塘,春夏夜里,蛙声阵阵。种了地,菜够吃了。粮食不够,就吃土豆。把土豆洗干净直接煮,没有什么油水,煮熟后剥了皮蘸着盐或酱油吃,一吃吃了好多年。吃完晚饭,给菜地除了草,浇好水,父亲就带我和哥哥读书写字。


  到王石凹不久,我哥就上了初一,我读小学一年级。父亲很严格,晚上,他带我们在木模工作台上读书写作业,他自己写毛笔字。有时他找来一些废旧的记工表,在背面打方格让我当作业本。我记得我刚上小学,开始给浙江的外婆写信,写的内容大约就是我们一家在陕西挺好的,不要牵挂。我父母每个月都给外婆寄钱,从5块到15块、20块,一直到外婆93岁高龄去世。每天晚上,翻砂组工场房里的灯都亮到9点以后。父亲工友也把孩子送到这里,让他们和我们一起读书。我父亲做事认真,毛笔字和钢笔字都好,写字的时候,喜欢写几个俗体字,比如“国家”的“国”字,少写最后一点,“建设”的“建”字“聿”写成“占”。我母亲就说他乱写。


  父亲还喜欢记账本,当日购买了一毛钱的牙刷、三分钱的豆腐乳、两分钱的火柴都要记下来。我母亲不喜欢,觉得他记账越记越穷。被母亲撕了好几次,父亲也就不记了,在本子上只记当日的天气。我母亲喜欢读小说,唱越剧。我们住的这个工棚工人一下班,周围数里都没有人家,到了晚上母亲就哼越剧,“梁祝”、“碧玉簪”、“红楼梦”,好多唱段都烂熟于心: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只道他腹内草莽人轻浮,却原来骨格清奇非俗流/娴静犹如花照水,行动好比风扶柳/眉梢眼角藏秀气,声音笑貌露温柔…… 唱着唱着,我们好像回到了浙江剡溪边那个叫“白泥墩”的山村。我和哥哥就吵着要回老家。母亲还能一口气念唱很长很长的佛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她并不知道佛经的意思,只是能凭对文字的记忆背下来。听她讲,她小时侯,不识字的外婆要读经,就让她读两遍,外婆就记住了。她自己读得多了也就记了下来。好多年以后在桂林,母亲去灵剑溪边的祝圣寺拜佛,得到不少寺庙结缘的经本,她读几段之后,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小时侯都念过。母亲还给我们讲老家的祠堂、路亭里发生的关于人和鬼的故事,降神的浙东巫术。读小学后,我写以“我的故乡”为题目的作文,总是写到老家村子旁边流淌的剡溪,在村边的小河里捉蟹捕鱼的往事,还把鲁迅引为同乡而自豪。


  每到春节,国家京剧团和省里的秦腔剧团、豫剧团来王石凹这个国家“一五”时期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的矿区慰问演出,我们全家都挤到现在矿工会所在地的露天会场里去看。京剧《白蛇传》里白娘子把花枪耍得不见人影,让我眼花缭乱,明白浙江老家的西湖里有断桥,四川的峨眉山有灵芝仙草。听秦腔黑头吓死人的吼叫,随无常在阳间阴间穿行。也喜欢豫剧诙谐幽默的唱腔韵味,那种自我调侃中,有着卑怯的憨厚与世俗的通达,让我对河南总怀有温暖的好感。彩妆的旦角如诉如泣,颤巍巍慌张张的猫步在台上晃来晃去。秦腔《三滴血》里的经典唱词我一直记得:未开言来珠泪落,叫声相公小哥哥。空山寂静少人过,虎豹豺狼常出没。除过你来就是我,二老爹娘无下落。你不救我谁救我,你若超脱我奈何?那旦角舞动的水袖张皇的色彩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惊悸和迷茫。舞台上下,纷扰热闹如过眼云烟。


(三)那些人

  王石凹更多的是平淡的日常生活。

  仲夏季节,茂盛的植物气息在工棚周围蔓延开来。早上起床,父亲一早就去锄草弄菜地,一直到翻砂组的工人们来上班。秋天收获,我们一家把南瓜、土豆收起来,有好几麻袋,自己留一些,有一半送了父亲的工友们。夏末秋初,翻砂组的工人们忙完一天下了班,就修起上一年的木板钉起的大花盆,用毛笔编上序号,移种菊花。别看他们是一群矿工大老粗,种花却很细心。翻砂组种的菊花品种各异,仲秋盛开的时候,月光下花瓣舒展开来,绽放出流金濯玉的光影,还根据序号评出最漂亮的菊花,为第二年选好花种。我记得除了金黄色的菊花,还有淡紫色,淡绿色的。有一年还种出墨色的菊花。在夜色里,这淡墨的花好像从画里飘下来的一样轻灵而神秘。我们过中秋节的时候,在菊花丛中吃着食堂做的简易月饼:硬硬的月饼里可以吃出冰糖、青红丝、核桃仁。有年中秋,我们吃着月饼欣赏菊花,父亲给我们讲《聊斋志异》里“秋翁遇仙”的故事。


  那时,父亲是经常到矿上图书室借书看的。图书管理员是江浙人,算是老乡,经常能多借些给我们看。工人们最喜欢看的似乎是《白话聊斋》。《白话聊斋》里的鬼怪和神奇的狐仙让平淡的生活有了些对未知的卑微念想。有的时候,矿上出事故死了人,就由翻砂组木工房做棺材,敲敲打打做好后,没有上油漆的棺材白森森的停放在小院子里,工友们就以一碗条子肉为赌注赌谁敢一个人在棺材里睡一晚上。晚风吹过,老槐树的树枝哑哑作响。我钻到被子里,不敢透过窗户往外看黑黢黢的夜色。翻砂组有十多个工人。


  何叔一家最早住矿上南山坡上,自己建的房子,小院有葡萄架,蓬蓬如盖很凉爽。何叔对我很好,记得有次用瓷茶杯装了炒的酥黄的蚕豆带到翻砂工场给我吃。葡萄熟了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去他家玩,去吃葡萄,说起那年在葡萄根上浇了几勺肉汤,那年的葡萄肯定很甜。我当时奇怪:葡萄难道和人一样要吃肉吗!有一天吃完晚饭,我父亲带着我和我哥散步上南山,我一路跑,一条腿在后一条腿在前,一顿一顿地跑。父亲叫住我,小心地摸着我的腿看了好一会儿,担心我腿脚有毛病。到了何叔家,他让我们吃大块的狗肉。我们吃得很香。小院子里有结了小粒果的花椒树,在月光里散发着清晰的香味,这种麻酥酥的香味让心痒痒的。何婶用花椒叶捣碎后拌在面粉里做饼子吃,味道好极了。那天吃狗肉,何婶、他们的两个儿子和女儿双玲不吃。何叔和我们吃,何叔和我父亲还喝了一点酒。原来吃的是家里养的狗,何婶和儿子女儿吃不下。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我觉得何叔心挺硬。


  我八九岁的时候,听说了有种叫做“蛋糕”的东西很好吃,就在父母面前闹着要吃,那时吃粮都难,哪里有钱去吃什么“蛋糕”,心愿得不到满足,我哭着满地打滚闹得一塌糊涂,像疯了一样。何叔过来火上浇油,说就是不应该纵容孩子。于是我哭得没了底气,只是无赖地缠着母亲。最终母亲拗不过我,花了七分钱买了一个鸡蛋糕。我吃得并没有什么味道。何叔直摇头。何叔是河南洛阳黄河边的人,听说出身不是很好,家里解放前拥有很多地,应该是地主成分。他是老大,很厉害,在老家说一不二,据说还在探亲的时候打过弟媳——“不讲道理不行孝就是该打!”他用河南话瞪着眼睛说。他在家里也是绝对权威,何婶和儿女都看他眼色。听说,吃饭都是他先吃好,儿女才能开始吃。我也有些怕他。有一天下午放学,我看见何叔铁青着脸捂着手跑出电锯房,手里流出很多血。后来才知道,他的大拇指头被电锯连根刨了下来。他的手就有了残疾,大拇指让套了个橡胶套的假手指。他倒不以为意,照样乐呵呵吃肉喝酒。1987年左右,贤惠又能干的何婶遭遇车祸去世了。我记得,办丧事的时候,是我父亲用斧头把棺材的最后一个钉子钉下去的。我当时读高中,看着满脸不知所措的何叔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家还没有电视机。每年除夕,何叔都邀请我们全家去他家看春节联欢晚会,还记得在床上拥被一起看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我那时已经读大学了。2002年11月,我带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妻子回王石凹,去看何叔。何叔开了个小卖部,昏黄的路灯下,一个人在看店。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仔细地剥橘子给我们吃。


  钱叔是翻砂组的领导,方面大脸膛,很魁梧。他背着手,披着工作服,一脸的威严。上班开会,讲话都是一套一套的,有水平。他也是河南人,钱婶带着儿女在老家,他一个人在矿上生活。和矿上一位伤亡家属关系不错,经常去帮助那位年轻寡居的妇人。钱婶就带儿子们来矿上住些日子。钱叔的两个儿子,一个比我大七八岁;一个和我年纪相仿,叫小海。他们来矿上的时候,钱叔带他们和我一起去小澡堂洗澡,他用肥皂把小海抹好洗干净,又帮我抹帮我洗,帮我冲水。钱婶和小海哥俩住不了几天就回河南了,河南老家事情多,听说钱婶还要照顾公婆。我就听有工友在背后议论钱叔。钱婶心事重重地拉着孩子们走了。有次我见到钱婶和我妈说话,叹气,说还是要谢谢那个人照顾了钱叔。钱叔并不理睬这些,吃好喝好,晚上上山(王石凹的“山上”)去打牌过夜。好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有年春节,钱叔买了两挂400头的鞭炮给我,那是让我开心到眩晕的礼物,让我对他一直心存感激。2002年我见到他的时候,钱叔走路已经有些蹒跚,头发斑白,和老工友老朋友打打牌,随便吃点什么,还是一个人独居在王石凹。钱婶和儿女好像都在河南老家。这两年听说他身体不太好,连牌也不怎么打了。我哥嫂说有时还在矿上见到他,蹲在退休办的墙根下晒太阳。


  徐伯是翻砂工,当时似乎有点老相,像小老头,我估计他那时也就是40岁出头。他有点好玩,说话很有意思。看到我在防震棚旁边的沙堆里玩,就逗我,或者摆火柴棍考我算术,或者出个脑筋急转弯:“一斤棉花重还是一斤铁重?”“树上八只鸟,打了一枪打下了一只,树上还剩几只?”遇到这样伤脑筋的问题,我总是犯糊涂:“棉花重”,“还剩七只啊”。他和工友们就哈哈大笑。他有一次看到我有几毛钱,就装做很喜欢的样子,说他要做江洋大盗把我的钱盗走买东西吃。我就说我会把钱藏起来,你找不到我的藏宝洞,于是在沙堆上深挖洞,藏钱。我担惊受怕了一整天,上午去挖开“藏宝洞”看看钱还在,下午再去挖开“藏宝洞”,钱还在。到工人们快下班了。何叔看见我在折腾沙堆,知道徐伯在逗我玩,说你这样挖来挖去,你徐伯不是早知道你的宝贝藏哪里了。我发愁了。后来我将计就计,在藏宝的沙洞里屙了泡尿,再把洞口原样封好。第二天,徐伯拎着荆芭条子到处找我,骂着“好小子,看我不收拾你!”何叔他们偷偷乐。徐伯是一个牌迷,经常上绞车道半坡上的老乡家打麻将。一打打到半夜。有天下大雨,他们打麻将的窑洞渗水塌方了。一帮打牌的人,挣扎着拥挤着往外跑,急吼吼跑在前面的人被窑洞口塌方塌下的土压实了;后面没有来得及跑的人也被窑洞里面塌下的土方压住了。一晚上都是暴雨,天亮后雨停了才有人发现窑洞塌方。矿上救援队赶来挖,挖了一天才把人挖出来,早没了气息。到了下午天黑,救援队准备收工,突然土堆里伸出一只手,凭空无力地摇了摇——着实吓了救援的工友一跳,连忙挖掘,挖出了活着的徐伯。原来徐伯跑在中间,没有被实土压住,死里逃生。徐伯后来感叹,能活着都是命啊!我当时才七八岁,也曾懵懵懂懂感叹:“能活着是命啊!” 那是因为我有一次差点死掉。


(四)成长

  那应该是一个暑假——小时候,暑假似乎都很漫长。那天我在机电区厂区玩。机电区往西是个大山坡,山坡上就是矿部的大楼等建筑。机电区和矿部以悬空的铁制台阶连接起来。钻厂房、爬仓库,我满世界疯玩。有时,机电区办公室没有人,那台老式手摇电话响了,和我一起玩的小孩就从窗户翻进去接电话。电话里一般都是河南话:“恁谁啊?俺是五区,五区……”我一般听听就挂掉。和我一起爬窗户的小孩从小就生长在矿区,就没有我那么老实,接了电话就喊:“俺是恁爹,俺是恁爹啊!”苏联人建造的厂房高大,能开进去电车。有一次,我骑在厂房的窗户上看来去的运煤的小电车一列列开来开去,就跑到外面扒上一辆停在铁轨上的电车,在车斗里爬来爬去。跳上另一个车斗时,我一把抓住了空中的电缆,一股巨大的冲击力把我从车斗上击到地面,我一下子被打晕了。电车轰鸣着从我身边开了过去。


  我居然醒了过来。发了老半天呆。踽踽独行在矿部到机电区的斜坡上,我看到荒凉的草丛里生长着大片大片的苍耳,纺锤形的苍耳子散发着浓烈的气味。不远处长着两棵西红柿,一棵已经挂着成熟的红红的沉甸甸的果实,另一棵挂着几个半青的果实。我想起来,这是前一年我和哥吃了一肚子野生的西红柿的山坡,丢掉的西红柿籽过了一年又发芽了长大了繁衍出了后代。


  开学了。我坐绞车上山到“山上”上学,车行到半山坡就可以看见一棵高大的树,树上挑着一两颗红红的果子。徐伯被埋过的废弃的土窑就在大树的后面。在轰隆隆的绞车上看着树渐渐远去,八九岁的我觉得生命是那么奇怪而神秘,心里想“生从哪里来,死又到哪里去”的问题,内心有一丝惶恐。从绞车上看山下,高高的井架,滚动的天轮,耸立的选煤楼在幽蓝的远天,有时能听到上山公路上有尖锐的救护车的鸣叫。那个时代井下事故比较多。矿小学在王石凹“山上”的西边,快到西山口了。我1977年春季就上学了。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我记忆中的冬天好像很漫长。冬天上学出门,天还是一片漆黑。从机电区翻砂组的工场出来,我手里提着一小捆柴火,斜背着书包往西走,走向绞车道。很多住在“山下”的学生也静静地走在路上,好像一边走还一边在打瞌睡。走着走着,走到绞车道。绞车开车的铃丁零零一响,两辆连接着的车厢被钢缆拉着向山上爬去,山上另两辆连接着的车厢同时被钢缆放下来往下溜。绞车一路爬上去,黑暗像雾气一样一点点消散。车上的大多是学生,也有下夜班的井下工人。天很冷,人们都佝偻着缩在透风的车上,鼻涕流下来,又吸进去。绞车的铁皮车顶上挂着冰挂。


  我不知道这样的绞车别的地方有没有:王石凹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苏联人来建设的时候就开始有了——绞车道北边有整齐的工房,那是苏联人建设的苏式风格的职工宿舍,一般是二层红砖楼,当时,那些房子是矿上有身份地位的干部的住宅。整齐的工房下的山沟里是密集的窑洞、矿工拥挤的棚户。东边是井架上转动着的巨大天轮,连接着井下的钢缆。有时,矿上的运煤火车喷着乳白色的浓烟轰鸣着驶进隧道……这些景致每天都在我眼前晃过。小孩子喜欢玩缆车,扒车跳车,有危险,跳不好就从山上滚下来受伤,学生的父母们都要叮嘱自己的孩子不要扒车跳车,但还是能见到很多学生呼啸着成群接队地跳车扒车作为游戏。熟能生巧,很多人都练就了跳飞车扒飞车的功夫,我还没有见过哪个人跳绞车受伤。有点可怕的是运煤的蒸汽火车。有些学生家住在火车道东边——比我家住的翻砂组工场还要远,每天上下学他们要过火车道,满天星斗的凌晨,学生们就要成群结队走过火车道。有时,看到蒸汽机车好像瞪大眼睛发射出亮白的远射灯隆隆开来,庞大的机车像山一样压过来。当时,也听说过有人经过火车道时被轧断了腿,流尽血送了命。蒸汽火车是运煤炭的。我记得火车开到铜川要四五十分钟。一出王石凹车站,火车就钻进一个长长的隧道,再开几分钟,到了乔子梁,又过一个长长的隧道。火车像蜿蜒的蛇,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里蠕动。


  多年以后,王石凹的蒸汽火车成了“老火车发烧友”痴迷的古董。(我在百度上搜索“王石凹”“老火车”,看到这样的信息:“铜川的王石凹煤矿现存12台不同型号的蒸汽机车,大都为50年代仿国外设计生产的,现在已经破烂不堪。在工人眼里只是即将报废的设备,不料却是外国火车发烧友眼中的宝贝,来过的火车迷们称这里“古董蒸汽火车头”是全中国数量最多,型号最全,据说其中一台解放2113机车是同型号机车中世界仅存的。)据说有很多德国人、英国人、日本人来到王石凹矿区追寻这些还在运行的蒸汽火车。当年,我们经常乘坐去铜川的火车,坐的是闷罐车,一张票两毛钱。有时,没有钱买火车票,我们就坐到装煤的车皮上,车一开,飞来的煤屑会眯人的眼睛。夜晚,我望着火车哐当哐当慢慢驶出车站,打信号旗的车站值班员还直直地站在那里。我们从学校的操场上可以看到蒸汽火车喷出的浓烟消散在空中。子弟学校分小学和中学,都在王石凹“山上”的西边。上到绞车道的山上的站,还要走很长的路。一般天刚亮学生们都到学校了。冬天,值日生炉火。我用牛毛毡引火。牛毛毡引火的好处是生火快,不好的地方是热油随着火焰往下滴,滴到手背上,就活生生把肉皮烫了下来。我不习惯西北的寒冷,手背、耳朵都生了冻疮。手背肿得像面包,乳白的脓液一碰就渗出来。浓烟弥漫中生着了火,煤火红彤彤的时候,学生们围着火炉烤各自带来的硬邦邦的玉米面馒头吃,火炉上升腾起缕缕雾气,教室里散发着微甜的焦香的玉米面味道。我最喜欢上语文课,语文课里我最喜欢上作文课。语文老师每堂作文课都念我的作文。我写“故乡的小河”,写深夜螃蟹横着爬上外公看鸭子的窝棚,写老家老房子深长窄小的巷子里走过的老牛……这些陌生而新奇的江南事物让同学们感到有趣味。语文老师蓝玉宣读着我的作文,讲评几句。我一直记得她用河南普通话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哪!”嘴角有点歪的教我们算术的吕老师看我的手肿得厉害,上课时让我坐到火炉旁边烤火。夏初,洋槐花初放的气息在矿区流动,孩子们把竹竿装上铁丝钩子爬上树去钩槐花。嫩白微绿的槐花采下来,清甜的香味在手里留很久。母亲用面粉把槐花揉好,用蒸笼蒸好后,我们蘸醋水吃,清新的美味能吃十来天——到槐花盛开的时候,花期也就快过了。盛开的槐花香气已经散尽,没有花苞微开的槐花好吃。 矿区周围零散的村落里,几天前还是一树树白花的杏树结出了满树青杏,漫山的桃林也结出了小小的果子。这个时候,小桃子不能吃,青杏是好吃的。学校门口就有农民挑着青杏来卖,小的一分钱四颗、六颗,大的一分钱两颗,要是一分钱一颗的,已经是是很大的杏了。小学生们拥挤在农民的担子前,一个个看得口水滴答滴答往下流。


(五)同学们

  这时,同学胡松贤家养的蜜蜂开始产蜂蜜了。一个星期天,胡松贤悄悄来我家找我,送给我一小瓶用药瓶装的蜂蜜。我知道这是他从家里偷出来的,冒了很大的风险,他父兄都比较严厉。我把蜂蜜倒到嘴里。胡松贤舔着嘴唇问我:“甜不甜?”——他家境不是很好,家里养蜂产蜜是为了卖钱,连他自己都没有吃过蜂蜜。那是我第一次吃到蜂蜜。我和胡松贤小学和初中同学,一直是好朋友。他后来读了四川绵阳的一个中专,毕业后到铜川郊区一个水晶厂,这个厂倒闭后又到过一个面粉厂,之后自己辞职出来干,已经在深圳干了十多年。2003年,他从深圳押车到桂林送货,我们无比快乐地相聚,回忆王石凹的时光;2007年,我在上海读书,他出差到上海,也不顾上海交通的不便跑去找到我,请我吃学校旁边一个餐馆的四川担担面。这个季节,逃学的小学生多。有的小学生敲打起粗钢丝,制作核桃刀。核桃刀扁扁的手柄,弯弯的砸扁的刀头,矿上的孩子大多能做得很好。不到星期天,有些小学生就耐不住性子,呼朋引半跑到山里去了。有的去山上找核桃树爬树采嫩核桃,一天能采一麻袋,吃的嘴巴黄黑,手掌色如黄蜡。有的小学生到庞家河掏螃蟹。庞家河的河水欢快地流动着,两岸青草丛丛。我们踩着湿漉漉的泥巴走近小河,沿着河岸掏螃蟹。干这活是需要技巧的,先看溪流的缓急,再看泥岸草丛里螃蟹藏身的洞穴的形状,手慢慢伸进去捉住螃蟹后要一下子拔出来。有时没有看准,把手伸进水蛇的洞里,不小心就会抓出一条粘腻的蛇来,吓人一大跳。不到几天,庞家河小河沟泥岸都被王石凹的学生们翻了好几遍,收获的螃蟹回家拿面粉裹了烤着吃。逃学的学生多了,附近农民就来学校告状,大多是满树的核桃被学生偷得只剩下树叶,放养在山上的羊群被学生撵丢,地里的西瓜被学生一个个敲碎,诸如此类的事情。学校领导就在高音喇叭里大声吼着要求各班主任严惩逃学分子,学校老师就到处抓逃课的不法之徒。我记得一位姜姓同学很会捉螃蟹,瞒着父母逃学去比庞家河更远的地方捉螃蟹,临下午放学他才跑回学校上课。他手上沾满泥浆,脸被泥浆糊成了大花脸。他书包里的螃蟹簌簌作响,上课时爬出来满教室乱跑。兴奋的同学们满地抓螃蟹。老师大怒,让姜同学站在讲台上,当着同学的面,让他吃下八只活生生的螃蟹。我们看着他把螃蟹丢进嘴里,嘎巴嘎巴吃起来,连螃蟹壳都没有吐出来。吃完后还咂巴咂巴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味道。学校严厉整肃后,学校纪律好起来。放学了,小学生排着队,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走出校门,往东走一两百米,四散回家。西边的中学也放学了,马路上拥满了放学的学生。这个时候,周边农村来矿上的马车车把式最惊慌,无数学生攀爬到马车上,把温驯的驾辕马吓得闷着头跑,车把式甩几个响鞭都拦不住。有一次,家属农业队的大型拖拉机正在中小学放学的时候开过来。学生们蜂拥而上,爬满了拖拉机。女司机喝阻不住,只好加大马力向前开去,一个中学生从中间摔下来,巨大的车轮从他身体上碾过去。我挤在人群里,看大人们把这个同学抱到白杨树下。他的脸变得苍白,奇怪的是没有出血。过了一会儿,他的肚子慢慢膨胀开来,还没有送到医院就已经死去。那时,很多家庭孩子多,父母在矿上忙,很少有人管孩子。孩子多的家庭,粮食不够吃,蒸好馒头后,用竹篮子收好高高挂在房梁上。有孩子饿极了,架着板凳去拿篮子里的馒头,板凳一脚踩翻,摔得鼻青脸肿。于是,还是仲夏,周围农村的沟沟坎坎就疯跑着矿上的子弟。尤其是放暑假的时候,不少矿上子弟啸聚起来,到中学操场下面的农村包谷地偷苞谷棒子,到很远的农村拾秋(拣收过的地里的落下的红薯、土豆、花生、麦子之类)。


  我放假时没有这么逍遥。那时我大约已经是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了,我母亲在矿区的家属队“大集体”当农工,开垦矿区的荒地,做农活,一天有一块一毛七的收入。冬天,为了显示矿工家属战天斗地的气概,家属队大年初一都要出工,母亲的肩头、手和脚都结了厚厚的趼子,脸都被寒风吹得皮肤开裂,要用凡士林涂抹才能出门。夏天,我母亲的背都是晒得被汗水浸透,手脚都沾满泥巴草梗。她每天天一亮就出去上班,很晚才能回到家,没有时间管我和我哥。每到暑假,每个农工还要给家属队“大集体”的养猪场上交一定数量的猪草,也可以是西瓜皮、食堂剩菜剩饭——不交就不能上工。我记不得需要上交多少斤,但一个暑假我和我哥都要为这个事情四处奔忙,可能至少要几百斤。我们先去山沟里割猪草,最好的是车前草、驴耳菜、猪昂草等。山沟里的猪草都被矿上的孩子割了无数遍了,要找到适合的猪草太不容易了,几天下来,滚得满身是泥土,脸上手上被荆棘割得一道道红印,荆笆筐里的猪草少得可怜。而且,猪草被晒得没有水分,不压秤,一大筐子才十来斤重。我哥懒得在矿区周围找猪草了,就和同学去很远的地方找。我拎着荆笆筐回家。走在矿区市场上,白日耀眼,暑热的臭气从旁边的臭水沟里蒸腾着,让人头昏脑胀。我看见有人在吃西瓜,赶紧跑过去等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吃西瓜的人,等着他的西瓜皮。不一会儿,吃西瓜的人身边围了几个和我一样等西瓜皮的孩子。苍蝇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嗡嗡直响。那人吃完了,看到这么多人在等,就使劲把西瓜皮扔到臭水沟里:“谁跑得快就是谁的!”我跑的飞快,跳进水沟踩着臭水把西瓜皮抱上来。(我跑得快是出名的,在“山下”住了三年,每天放学绞车停车的时候,就从“山上”跑台阶,那台阶可能有上千级,我如飞一般,三五分钟一步三跳能跑到“山下”。有时即使绞车开着,我也不坐,和绞车赛跑,我能比绞车先跑下山。)有了拣西瓜皮的经验,我就装备了提篮、火钳,满大街找吃西瓜的人。卖西瓜的地方一般都拣不到西瓜皮,卖瓜的农民自己带着装瓜皮的筐子。要拣到瓜皮,只能靠运气和眼力,也要和吃西瓜的人达成默契,不然,西瓜皮就要和几个对手疯抢了。我记得当时我父亲同事的两个女儿拿着玻璃瓶在拣西瓜籽,让我好生奇怪。比我高一级的何雪梅的妈妈也和我妈妈一起在“大集体”干农活,她也满世界拣西瓜皮。前些年,我见到她,她已经是跨国公司的CEO,算是千万富翁了,在无锡招待我吃刀鱼。我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在王石凹割猪草拣西瓜皮的往事。后来,我的初中同学韦彩凤、刘晓红一起去拣西瓜皮。刘晓红的弟弟侦察到有个地方有一堆西瓜皮,我们一路跑下山,原来在矿上采煤队的办公楼里,大垃圾箱里有很多西瓜皮,我们兴奋得跳起来,呼朋引伴,像阿里巴巴进了藏宝洞。


(六)户口问题

  我父亲生活很有规律,显得有些刻板,但也不失情趣。他是模型工,给我做木陀螺、木手枪这样的玩具。他给我做的玩具精致耐用,让我的小学同学眼热。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他带我去二三十里外的铜川看了一场电影,那时我大约上四年级。他带我去看的电影是《二泉映月》,是“瞎子阿炳”的故事。进电影院前父亲还给我买了一小包冰糖。我依偎着他,吃着冰糖看电影的情景至今时时让我想起。阿炳抱着二胡独自走在雨中小巷的凄楚情景,电影中善与恶的交集,命运吉与凶的纠缠,如《二泉映月》的曲调在我的记忆中回闪。我还记得我们家后来搬到西山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借来几张小渔网,带我到老远的水库去捕鱼。一路从西山头下了苹果园旁边的西山梁,路右边苹果园铁丝网里的苹果树都结出了大大的青果子。左边可以望见山沟那边的矿医院(我们叫“三院”——铜川矿务局第三职工医院),山沟里有几间农民的房子,几只小狗在追逐着。和我们沿着铁路往东走,有时,蒸汽火车由远而近隆隆开过。走了半个多小时,又往西进了山,到了一个小水库。小水库周围都是山,一汪碧绿的水卧在芦苇丛中。在堤坝旁边,父亲认真地下网,走来走去一网一网捞起来。我估计他是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他让我蹲在旁边看,我看到网里的鱼激烈地挣扎。下起雨来,雨水把父亲淋得浑身湿透,他在雨雾里安静地下网收网。我蹲在那里也淋得湿湿的,看着眼前一汪清水,游动的鱼虾,芦苇的倒影,心事重重的样子。后来雨停了。我们往回走,走到西山沟下面,往西山头走的时候,大雨之后厚厚的黄胶泥把鞋子都粘掉了,走一步粘一步。我和父亲干脆脱掉鞋子,提着鞋一步一歪地往上爬,鱼虾在父亲背上的竹篮子里跳动着。那时,矿区的周边还有一些小池塘,随着矿区的发展,池塘里的水慢慢干了。我记得有一次到现在矿区修造厂西边的池塘去捉鱼。池塘里有很多小鱼小虾。矿上的小孩拿着罐头瓶捉小鱼。罐头瓶里的小鱼转着圈飞快地游动着。过了几天,冒着黑烟的煤矸石就堆上了小池塘,无数小鱼成了白色的鱼干,散发出腥臭的气味。我当时想不通,在这个黄土高原里,这样孤零零的一个小池塘,里面那么多鱼虾是从哪里来的,它们的祖先在哪里,它们的老家是大海吗?我看着散乱的鱼骨发呆。


  我很小的时候跟随父亲到了这样一个遥远的矿山,我觉得我有点像那些鱼,担心游着游着,水干涸了。一个重重的东西压在我的心里。那就是“户口”。我们娘仨,是浙江的农业户口。父亲1956年就来到了陕西工作,1963年回老家和母亲结婚,母亲一直没有办法转为城镇户口。而儿女的户口是随母亲的,我和哥哥也就只能是浙江的农业户口。1977年来到这个煤矿,我们娘仨就是“黑人黑户”。“黑人黑户”没有平价粮食买,只能吃高价粮;没有公房住,只能挤在幽暗逼仄的仓库里。可怕的是,没有陕西的城镇户口,读小学中学是在本矿,作为子弟尚可通融,而铜川矿务局煤技校我和我哥就没有机会报考,也没有机会被招工当煤矿工人。没有陕西的户口,我和我哥甚至连在陕西考中专、考大学的机会都没有。这种生存压力让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心事。户口的事情困扰我们家很多年,直到现在,我40多岁,母亲也70岁了,还被户口所困扰——由于年代久远,浙江的户口没有迁出来,现在想办法迁户口也就比较麻烦。我母亲由于一直没有王石凹的城镇户口,她就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很多和她一起在矿上大集体农场里、在矿上小工厂工作过的同事都有了每个月几百块钱的退休金,她没有。她在矿上开了那么多荒地、修了那么多年鞋,也交了那么多税,就是不能享受王石凹的点滴福利,就是因为没有户口。她嘴上不说,心里自然是有想法的。我总是说,你有两个儿子,哪里会不让你吃好住好,安心养老!但我也知道,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前些天,父亲病重,为了了却老人的心愿,我和我哥就想赶紧托关系解决好我母亲王石凹的户口问题。把父亲和母亲的身份证特快专递给王石凹的朋友,那边又电话来要父亲和母亲的结婚证原件,要母亲上世纪80年代在王石凹生活和工作的文字证明。而要迁出户口的浙江嵊州老家的派出所答复:“按照规定”,不便开出我母亲户口仍在当地的证明。而没有这个证明,王石凹的户籍机关又无法接收我母亲的落户。事情一下子又僵持住了。我母亲悄悄抹起了眼泪——一个王石凹的户口等了近半个世纪,就这么难。


  父亲病重,时而昏睡时而清醒,弥留之际还在操心母亲的户口,他已是说不出话来,听我们无意间谈到“户口”两个字,父亲眼角尤有泪痕——他内心肯定觉得对不起我母亲。当时我们娘仨到矿上,解决我们仨的城镇户口很困难,我们沦为“黑人黑户”。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父亲也尽了力,比如矿上有政策,井下工种的职工家属可以解决城镇户口,我父亲就下井干了很长时间。也有工友指点他应该去找关系送送礼,想想办法。我父亲抹不开面子,总觉得送礼走后门不是正人君子的作为,最终耽误了下来——这也许是他多少年来难以释怀的遗憾。我呢,工作后总觉得我们作儿女的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赡养母亲,也有信心让母亲的晚年过好,总是想,即使去矿上去浙江找关系解决了母亲的户口,每个月得到王石凹煤矿家属工几百元的退休金又怎么样呢!我能够有能力解决母亲户口问题也有十多年了,我没有积极去解决。我回过头来反省自己:我对母亲的户口问题没有积极争取解决,是因为没有更多考虑她的内心感受。户口,让我母亲和父亲在48年的婚姻生活里隔成两个世界。由于户口问题,1963年到1976年他们长期两地分居;也由于户口,1977以后,我们娘仨到陕西遭遇很多生存的困难。这种困难一直延续到今天。后来我没有积极去办理母亲的城镇户口,检讨起来,潜意识里可能是我对这个“户口”充满了无奈的厌恶。我这种带有无奈和厌倦的情绪由来已久。 1977年,刚到王石凹,就感受到作为“黑人黑户”的艰难,没有平价粮,看到有户口的同学去粮站排队买粮总是心生艳羡,看到有户口的同学能住到矿上的公房暗自羡慕……那时,我们一家人只能靠父亲一个人的口粮和冒险购买高出粮站价格很多的黑市粮糊口,只能在仅能放下两张床的工场小仓库里安身。我读初中的时候已经暗自着急,担心我不能在陕西报考中专——之前早已知道不能在陕西考技校、不能在陕西招工。后来我读高中,又担心不能在陕西参加高考。高考本身的压力和户口问题的潜在压力重重压迫着我。我的高中班主任相振声先生暗中帮助我,让我不要担心,我终于得以在陕西高考。——1989年,我考上大学后,我哥带我回浙江老家迁我的户口,带我到陕西师范大学去报到。陕西师范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还奇怪地说:“我们没有在浙江招生啊。”我战战兢兢,出了一身汗。招生的老师没有再细问,我才松了一口气。我可能是陕西师范大学在浙江省招的第一个本科学生。


(七)母亲

  读大学后,我对户口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奈和厌恶的情绪,不愿意想到更不愿意纠缠这个问题。我母亲在“大集体”家属队干了几年,也在矿上的小工厂做翻砂工做了几年。她能吃苦,工作踏实,和同事相处也很好。后来因为没有户口,这些工作慢慢都丢掉了。1983年前后,母亲开始在北山靠市场的地方摆修鞋摊。


  那时,我们家搬到北山住了。那个时候的夏天,王石凹的道路黄土扬尘,垃圾散乱,市场上蒸腾着腥臭的气味。我母亲搭起布棚修鞋,在烈日下挥汗如雨。那时的冬天,呵气成冰,王石凹的道路成了学生们的溜冰场。我母亲在面前生个小铁炉子干活,前面流汗,背后寒风如铁。一两毛钱钉个鞋掌,三五毛钱粘个鞋底。每天干到天将黑才收摊,晚上她还要在灯下干到十一点多。钱一分一角地积攒下来,过了一两年,花2000多块钱买了房子,那是东山的5栋,王石凹第一批“商品房”——当时是高档住宅了,矿上人说是“万元户”楼。父母辛劳,省吃俭用,挣钱攒钱供我读了当时铜川比较好的中学——市一中,供我读了大学本科、继续读研究生;也为我哥结婚买房尽了父母最大的努力。我读大学的时候,放假回到王石凹,每天帮母亲挑担子出摊。那担子一头是修鞋的机器,一头是装了刀铲工具和铁掌、胶皮鞋底等配件的箱子。担子确实很沉重,压得我得弯腰躬背。矮小的母亲每天挑着担子是多么辛苦。


  我母亲周围修鞋的老阿姨都说我母亲是最能吃苦的。有一次,她不小心,绱鞋的锥子扎进了虎口,血淋淋的。由于锥子有倒钩,拔不出来,她果断地使劲一拔,锥子出来了,带出了白色的筋膜,她一声不响用剪刀剪去筋膜,简单用破布条包扎一下,继续干活——浙江女人的坚忍刻苦从她身上得到了印证。我母亲人很厚道,也颇有侠义心肠。那时矿上工人收入不高,难得有活泛钱,有些矿工月底手头紧张了,到我母亲修鞋摊上借钱救急,我母亲从来都是借给他们的。这让我母亲人缘很好。多年以后,已经在矿上当了修造厂领导的宋大哥前些年来桂林旅游,还专门找来看望我父母,说当年没有少跟我母亲借钱。那些年矿区周围的农村穷,农民们来补鞋我母亲总是不收钱,或者少收钱。十几年下来,她交下很多农民朋友。农民们没有钱,在我母亲这里修了鞋回去心里不安,就经常带些蔬菜粮食给我母亲,捎来南瓜、西红柿、绿豆,放在我母亲摊上就走。我父亲母亲到王石凹周边的农村散步,总能遇到相识的农民热情招呼他们到院子里坐坐,让他们捎些绿豆红豆和土豆白菜回家。我父亲母亲对我农村来的同学尤其好,大碗大碗的肉煮好给他们吃,有时还送些钱给他们。我父亲上个月病重住院,我在西安的同学崔军民回忆起我父母待人的宽厚实诚,电话里谈起来他感动得流泪,要来桂林看望他们。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已经研究生毕业开始挣钱了,也在桂林买了房子。我再三写信请父母来桂林生活,母亲才在1998年把修鞋摊子收拾起来。听说我母亲要离开王石凹到桂林生活,王石凹周边农村的不少农民都来看我母亲,依依惜别。我哥从小就比我机灵,绘画、唱歌样样都很出色,学习比我好多了,读高中时是王石凹矿中学年级数理化前三名。他17岁高中毕业后再没有读书。20岁之前,断断续续做了临时工,先是到砖瓦厂拉砖,再是到小工厂,后来托关系当“合同工”下井挖煤。井下工作,事故很多。母亲操心井下上班的哥哥,到了点哥哥没有上井,她都紧张得坐立不安,催我陪她去绞车道张望,直到看到我哥下了绞车往上走。


  父亲母亲跟我在广西桂林一起生活了十来年。在雨水丰沛的桂林,父母聊天谈到干旱焦渴尘土飞扬的王石凹,充满了感情。他们谈到每一位老同事,感念哪些年帮助过我们一家的每一个人。我父母多次谈起,我哥哥当年能当下井挖煤的合同工,我们家能筹出2000元巨款买商品房,嵊县同乡尹韵芳阿姨帮了很大的忙——这我们全家一直充满感激。有一年,现在定居常州的程金元叔叔尹韵芳阿姨夫妇俩跟旅游团来桂林旅游,我父母和他们久别重逢,聊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江南到西北的经历。当年同到陕西煤矿的老乡,有的回到了江南,有的已经过世,谈起来悲喜交集。我父母还经常谈到曾经给我们家帮助的刘钟灵大哥和徐珉芬夫妇,牵挂着他们。当年珉芬姐在三院药房工作,看到我母亲修鞋辛苦,冬天手背上裂开口子,血痕累累,就常让钟灵大哥捎来凡士林、消毒棉纱和绷带——珉芬姐的父母和我父亲是同时到陕西工作的浙江老乡,后来他们一家回到了浙江天台……王石凹的人和事成为我父母聊天的主要话题。他们还时不时和还在矿上生活的老同事打电话。电话中,他们得到老工友一个个离世的消息,暗自神伤。有一天,父亲接到孙叔的电话,得知他们的老同事、老矿长胡志发不在了。父亲很难过,一时无语,过了好一会儿说:“当年胡矿长的爱人看你们刚来王石凹,缺粮食,给我们送过一包黄豆。”我父亲感叹胡矿长去世的时候年纪并不大。他回忆起当年矿上物质贫乏,人情醇厚的旧时时光——尽管这样记忆是经过漫长的时间过滤净化后的。那天,父亲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王石凹得到两瓶上级作为慰问品下发的茅台酒,胡矿长在机电区摆酒,请一两百位工人排队喝酒。每位工人喝到的酒可能一小杯都不到,多是沾沾嘴唇——工人算是喝到了传说中的茅台酒。这样的王石凹旧时风格还是令父母怀念。


(八)老师们

  小学毕业后,我在王石凹中学读初中。那时,我遇到了几位改变我命运轨迹的人。一位是郗钧衡老师。他来到王石凹,也是为了家属的户口问题。郗老师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学生,毕业于兰州师范学院——后来的西北师范大学,是学俄语的。大学毕业后先是分配在甘肃工作,家属在陕西蓝田老家,师母带着几个孩子在农村。后来郗老师辗转调到西安,在新闻出版技术学校当老师。家属没有城镇户口,一家人过得艰难。上世纪80年代初铜川矿务局招教师,条件是解决家属城镇户口,一大批知识分子从省城来到矿区子弟学校工作,郗老师是其中的一位。郗老师是位知识渊博,也是非常幽默有趣的老师。他的课我喜欢——尤其喜欢他讲古文。他抽着呛人的劣质卷烟,讲台周围烟雾缭绕,他一只脚踏在凳子上,一只手拿着粉笔。他浓重的陕西口音听起来很舒服,古文的意境让我沉迷。他对谜语很有研究,上课时偶尔出个谜语让我们猜,以此调节课堂气氛。讲到三元里人民抗英的文章的时候,以文章里的一句话让学生们猜王石凹旁边一个镇子的名称:“血流殷地”。学生们想啊想,最后是我抢先回答上来:“红土!”郗老师吞吐着烟雾点头微笑表示欣赏。郗老师一家刚到王石凹的时候,住在“二小”(矿小学下面,有个大操场,两排教室,十几棵杨树)。他们一家六口人住半个旧教室。简陋的书架上摆满了一排排精装俄文原版图书,难为郗老师怎么把这些大砖头般的图书搬到王石凹。他一毕业就中苏交恶,学俄语不仅没有了用武之地,反倒成为原罪。他只好转行教语文。当时,在他图书堆积如山的书桌边,我听他讲俄罗斯的诗人,他叽里咕噜的俄文背诵出很多普希金的诗歌,我听不懂,他把中文意思告诉我。这个时候,一般已经是黄昏,他站起身,以电影中列宁般沉思的神情茫然地看着窗外。我和他很投缘。我静静地陪着他看窗外逐渐暗淡下来的天色。远山起伏,如黑暗中奔跑的野兽。山那边还是山,我有点茫然,世界很大,有俄罗斯的茂密的大森林,还有贝加尔湖湛蓝的天空。很遥远,但似乎就在郗老师这些大砖头似的俄文图书的背后。他主要教我作文。他自己也写文章,写的多是几百字的短文,发表在《西安晚报》、《铜川矿工报》上,多是谐趣文章。他的笔名也取得有趣,“安乐逸”、“田禾夫”,每每得到几块钱稿费,总是要让师母去市场割点猪肉让孩子们开荤。我有了自己喜欢的作文就送到郗老师那里去,他用红笔批改,不一会儿就画得满纸红色。改毕,他用陕西味道的普通话朗读我的作文,边读边评。


  我读初一时在王石凹矿工会办的报纸《扶桑报》上发表了文章,我记得是写矿区的生活的。《扶桑报》大约创办于1983年左右,一份四开四版的小报。起名“扶桑”,大约是喻煤矿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扶桑报》的编辑是后来出名的作家杨治华、刘俊华。矿上的文艺青年们纷纷投稿。矿中学也设了投稿点。一个冬日,郗老师带着我和同学韦彩凤去“山下”矿工俱乐部参加矿上的文艺代表座谈会,听西安、铜川来的作家座谈。那天下着雪,俱乐部会议室桌子上摆放着糖果水果,显得温暖而热烈。郗老师把我介绍给《铜川矿工报》的副刊编辑,这位编辑叫姚筱舟,江西人,是那首流传很广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中午开完会要和矿领导和作家照相,我们师生三人被挤到一边。当时我暗自发愿,要是我当了作家,一定请我的老师坐在中间照张相。另一位对我帮助很大的老师是薛铜花,我读初二时的语文老师。薛老师讲古文《李愬雪夜入蔡州》,让学生写想象作文:想象李愬的对手吴元济雪夜受困被袭当晚发生的事情。我写了一两千字,记叙了吴元济守军那天的情况,渲染了吴元济当晚的心理。薛老师惊讶我的想象力,给了我的作文很高的分数。一个周日,薛老师邀请我随她爱人开的卡车去黄陵县参观黄帝陵。到了黄陵县,她请我到他们的朋友家一起吃饭,我记得是细长的手擀面条。她还指导我看黄陵的山势,谈一起看如龙爪形的千年古柏——她希望我能写篇好作文。当天我们就回王石凹了。卡车行走在盘旋的公路上,经过一座桥梁时,天已经黑透了。我还记得薛老师那个五六岁的孩子和我们一起在驾驶室里谈话,充满稚气的可爱样子。还有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人是我初中同学韦彩凤的父亲韦叔。


  韦叔是广西人,壮族。由于他家庭出身不好,在老家难以生存,中学毕业后就只身流浪到西北,早先是在甘肃,在工矿谋生。后来,韦叔到了王石凹下井挖煤。我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和韦彩凤、刘晓红组成了学习小组——我当时英语特别差,她们负责帮扶我。每天放学以后,我们要到韦彩凤家学习一个小时。在韦家,我看到了很多文学、建筑、美术方面的图书。韦彩凤还悄悄把她父亲画的中国画给我看。我记得有一幅在宣纸上画的女性人物画“黑牡丹”,一个健康的劳动者形象,眼睛黑亮黑亮的;我还看到韦叔读书笔记本上用毛笔写的隶体的小字,是关于《红楼梦》人物的评论,有林黛玉性格方面的分析;他甚至自学英语,在笔记本里记着大量英语语法的内容……韦叔还借了许多古典文学的图书给我读,我记得有唐代诗歌方面的研究专著。那时他很忙,忙着搞王石凹的很多工程——他没有学过建筑,靠自己的钻研设计出了王石凹的俱乐部建筑、砖瓦厂的主体建筑、还有王石凹“山上”的浴池和职工住宅,这些建筑至今还在使用。韦叔当时已经当王石凹矿的总经济师了——这个从来没有在学校读过会计学的人靠自学学会了一个大企业的财务管理。他很忙,总是要加班。有时我在绞车上看到他一步一步沿着台阶凝重地往“山下”走,穿着件黑呢子大衣。


(九)离乡

  我印象最深的是过春节。临近春节,韦叔写春联,给他们自己家写,也给周围邻居写。韦叔的毛笔字很好,王石凹现在还在使用的“山上”浴池是他设计建造的,浴池牌匾上榜书“康乐池”三个字也是他写的。他对孩子很好,两个儿子梦龙和梦麟过年能得到很多烟花爆竹——其实他们家境当时也一般,韦叔却能很大方地给孩子们买炮仗,让孩子过快乐的年。有一年,他让我们学写春联,还带我们参加全矿春节举办的长跑健身比赛。他带彩凤、梦龙、梦麟组成家庭队参加,也鼓励我报名参加。长跑比赛从“大楼”(王石凹山下矿工会广场那个地方被称为“大楼”,有一座作为职工宿舍楼的很长的建筑,主体建筑上有一个亭子,这是王石凹的标志性建筑)广场开始,沿着公路一直跑,跑到往李家塔煤矿的岔道上,我跑得气喘吁吁,终于跑完了全赛程。我自然没有能得到名次。而韦叔鼓励我参与竞争,培养开放的胸襟、努力进取的态度,在我的成长中影响至深。韦叔还指导我们写作文。记得有次布置作文让我们写,他对我们的作文都不满意。针对我们的作文他仔细分析词章、语法。他鼓励我们看课外书,鼓励我们把视野放大到王石凹之外。有一次,他买来唐诗诗意的中国画挂图,看到印刷的诗歌与通行版本中不一样,就鼓励我们查资料,研究挂图印刷的诗歌是否有错误,让我们给出版社编辑写信“商榷”。我到市一中读书之后,韦叔已经当了铜川市的政协常委,矿上已经有传言他要去当铜川市的副市长。后来我问韦梦龙,原来当时韦叔以学识过人,在政协颇有影响力,当时需要一个少数民族、民主党派的副市长,韦叔是两个候选人之一。那个时代开始注重文凭,博学的韦叔由于学历低,错过了当副市长的机会。——多年之后,他已经退休,我到南宁去看他,他谈起在西北流浪的经历,令我钦佩和向往。他是个有思想的人,他谈起他在当煤矿工人的时候,始终没有觉得自己卑微。有一次,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这个矿工到西安一所大学查资料学习,一个外国记者和他攀谈起来,谈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他用英语告诉外国记者,中国人的生活简朴而充实,苦难中有很多值得沉淀的精神——后来有便衣警察找他来盘问,他如实说了,便衣警察把他放了,没有深究。从韦叔身上,我似乎能看到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他们的鼓励和影响,对一个矿工家庭出身,当时还充满自卑而敏感的孩子未来的影响,我认为是无法估量的。


  读到初二以后,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 2002年我回到王石凹带妻子去看望了两位老师。其实,当时我听说郗老师已经退休回老家生活,他的孩子们也到铜川工作了。我们本没有期望能在王石凹见到他。那天傍晚,我和妻子去看望父亲一位老同事,没有见到,就随便在矿上逛。我和妻子谈到郗老师,谈到他用毛笔点评我作文的情景,谈到每到元宵节他兴致勃勃给我们学生出灯谜猜的事情,谈到在我读高中、读大学时郗老师对我的帮助。妻子很感动,说去郗老师的家看看,即使见不到老师,也尽了学生的心了。天色已晚,北山家属区没有路灯,我们摸到那栋教师家属楼,我看到郗老师住的二楼没有亮灯,但还是上了楼。我似乎回到了好多年前——一个腼腆的初中生惴惴不安地去敲老师家的门。我敲门。门居然在黑暗中应声而开。 那天,刚巧郗老师和师母从西安回王石凹办事——第二天就要回去,家里已经没有住人,电都断掉了。他看到我,我看到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微弱的烛光中,郗老师谈起我初中同学的情况,谈到他的儿女的情况,也谈到他退休这些年在西安给各个学校兼课四处奔波的情形。我回忆起我读初中时在郗老师家里借的书,记得他还送过我一本英文版的《今日中国》。当年郗老师有一本大大的本子,把自己发表在报刊里的文章剪下来仔细贴在这个大本子里。我曾经借来,一篇一篇地读,里面多是杂文、小品。我和妻子谈起起我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中专,没有报考重点中学,郗老师带着我和孙延聪、何雪梅到铜川市一中寻门路找关系就读的事情。郗老师抽着烟,也沉浸在往事中。我们还去看望了薛老师。薛老师相貌变化不大,已经从矿中学教导主任的岗位上退休。当年开卡车的叔叔不在了,在卡车驾驶室里说童稚的话的小弟弟已经从学校毕业工作。韦叔已经不在了。他后来归葬老家,广西武鸣县两江镇的一个山村。我去年11月去武鸣县两江镇的大明山参加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的一个会,看到大明山山峦起伏,云阵罗列,气势万千。我想起了50年前一个壮族少年从这里流浪到大西北,在遥远的王石凹挣扎奋斗的人生历程——那个壮族少年的名字叫韦汉章。他的儿子韦梦龙后来成为我非常好的朋友——他已经成了说陕西话的西北人。上世纪80年代,矿区没有户口的“黑人黑户”的孩子前途渺茫。我哥1983年起已经在矿上干临时工。小儿子怎么办?父母为我的前途发愁。我心里茫然。初中毕业那年的暑假,记得有段时间我经常跑到山沟里看闲书。躺在草丛里,蒲公英随风飞扬,蚂蚱在身边跳来跳去,天蓝蓝的,白云在天上游走。我躺着读盗版的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想象自己成为武林高手,仗剑行走天下。有时,在火药库小水库周围的山上逛,那时好像火药库水库比后来大多了,有两个连接起来的水洼,水草茂盛。一天午后,山野阒寂,野草在暑热的午后蒸腾着雾气,成群的飞虫在空中游弋。我在水库边看书,偶尔抬头,看到两条色彩斑斓的水蛇在水里游走,张着纯真的眼睛盯着我,慢慢游去,消失在水痕中。我当时读的是关于相对论常识和时空关系的书,里面写到虫洞。我觉得那两条水蛇是从另外一个时空游来的。于是我合上书爬到山梁上,回头遥望王石凹。山顶、山腰上密密麻麻如蜂窝的窑洞棚户挤挤挨挨,中学操场上有几棵白杨树,几个篮球架;半山上老俱乐部建筑上“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几个巨大无比的严肃的仿宋字依然严肃着,显示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和神圣,王石凹派出所旁边,我的同学胡松贤家就嵌在公路边的陡坡上;马车店的公路上,几辆马车在一颠一颠地奔跑,车把式舞动着长长的鞭子喝叫着;山下大楼井架天轮在悠闲地旋转、铁道反射出两道雪白的光、蒸汽机车拖着装满煤炭的十几个车皮款款移动;东边的鳌背山梁上,孤零零站着一棵老柏树。这就是我度过了10年少年生活的王石凹。暑假过后,在郗老师的奔走下,我和何雪梅、孙延聪得以进入铜川北关的市一中读书。我们的生活轨迹离开了王石凹。夜晚,我们三人坐在闷罐车里去铜川。蒸汽机车有节奏地哐当哐当摇动着。闷罐车里一团漆黑,挤满了打盹的人打鼾的人。刺鼻的尿骚味扑面而来。我们有点茫然地透过小小的窗户看车厢外面摇动的星空。渐行渐远。


  多年以后,王石凹成为我们的故乡。(作者:沈伟东)

来源:铜川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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