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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中后期权力的四角关系:皇帝—宰相—翰林学士—宦官

唐中叶以降,可能导致有些皇帝倾向宦官;有些皇帝依赖翰林学士;但也有些皇帝仍然信任宰相,以达到他想要的目的。这四方都各有各的“盘算”,并不一定永远都处于仇视对立状态。他们之间,又常分裂成几个小集团,在必要时常常也可以相互合作。

 

本文来自《薛定谔的猫先生》公号。

 

 


 

常见的说法是:唐的宰相制度,前期是三省制,后期则是中书门下制。就制度面来说,这当然没错,但恐怕不足够。

 

名分宰相与实际宰相

 

前面所论的“宰相”,指那些以三省长官或以他官去出任宰相的高层官员。他们带有各种不同的使职官名,从唐初武德年间的“知政事”,到贞观年间的“参议朝政”、“专典机密”和“同三品”等,再到高宗至唐末的“同平章事”。为了方便称呼,这些宰相可统称为“有名分的宰相”,也就是那些经由皇帝正式委任,带有宰相使职称号的人。

 

但唐代的政治运作,却不是如此单纯(其他朝代也同样不单纯)许多时候,特别是在武则天时代和唐中叶以降,真正掌握了“执政”大权的,往往不是这些“有名分的宰相”,而是另有其人。这些人没有宰相之名分,没有带任何宰相的使职称号,但却拥有实权,真正在“执政”或参与“执政”,并且得到皇帝完全的信任和支撑。在中宗武则天时代,这些人包括上官婉儿等人。唐中叶以后,则是袁刚所说“新三头”的另“两头”:翰林学士承旨和宦官(包括枢密使)。他们都无宰相之名,但却有宰相之实,我们不妨称之为“实际(de facto)宰相”。

 

上官婉儿(664年-710年),又称上官昭容,唐朝陕州陕县人(今河南三门峡),唐高宗时期宰相上官仪的孙女。十四岁时,因聪慧善文得武则天重用,掌管宫中制诰多年,有“巾帼宰相”之名。中宗年间,封为昭容,执掌朝纲,权势日盛,左右朝政,期间大设修文馆学士,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唐隆之变时,手捧与太平公主共同起草的“相王辅政”中宗遗诏求免,仍被李隆基下令处死。

 

宰相并不是皇帝身边唯一的亲信使职。在许多时候,皇帝周围还有一批其他亲信,也同样在出任各种使职,而且是宫禁中比宰相更为亲近的一些使职,例如唐太宗朝开始任命的各种文馆学士,以及各种名号的宦官使职,包括唐后期的枢密使。他们没有宰相的名分,但却往往拥有实权,变成实际宰相,特别是从唐宪宗朝到唐亡。

 

就亲近程度来说,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一种使职,应当是阉人宦官,特别是枢密使。照传统的理解,阉人宦官又称为“巷伯”,因为他们就住在宫中的巷弄间,掌宫内事,典出《左传·襄公九年》:“令司宫、巷伯儆宫。”枢密使的一大使命,就是宣旨于学士院和中书门下(宰相),出纳帝命。据袁刚的研究,“枢密以出纳干政,是唐后期宦官专政的最重要形式”。

 

跟皇帝亲近程度排第二位的,是翰林学士,因为翰林学士平日办公草诏和直宿的学士院,就位于宫禁内,靠近皇帝的便殿金銮殿和紫宸殿。元和以后,更设了翰林学士承旨一职,“或密受顾问,独召对”。韦执谊的《翰林院故事》说,德宗朝增设了东翰林院,于“金銮殿之西,随上所在而迁,取其便稳”。“此院之置,尤为近切。左接寝殿,右瞻彤楼。晨趋琐闼,夕宿严卫,密之至也”。李肇和韦执谊两人,都先后任职学士院,这应当是他们的亲身经验。

 

唐代皇帝与宰相的疏远关系

 

相比之下,宰相反而比翰林学士和宦官,跟皇帝较为疏远,因为宰相的议政办公地点,唐初是在政事堂,开元十一年起改为“中书门下”(唐文献中常省称为“中书”),两者都位于大明宫中朝宣政殿前侧,出了北部宫禁范围,皇帝一般不会到那里去。宰相跟皇帝见面的场合时间,也不如宦官和翰林学士那么多,不能像他们那样“朝夕见”,也不像翰林学士和宦官见皇帝那样常属“私密”性质。

 

唐宰相见到皇帝,常在仪式性、非“私密”的大朝会,如每年正月一日的元正大朝,每月一日和十五日的朔望朝参。至于每日或隔日举行的常参御前会议,并非只有宰相,还有许多其他五品以上的常参官参与。到德宗以后,这种常参也“不过是一种礼仪性的会见了”。所以,宰相若想见皇帝,可以请求,皇帝也可临时召见宰相。据谢元鲁的研究,在唐前期,这种会面“一般没有确定的地点,也未形成一定的制度,到唐肃宗以后,逐渐以大明宫的延英殿为固定的会议场所”。这就是唐后期文献中常见的“开延英”、“延英奏对”,也正是白居易《寄隐者》诗中所说的“昨日延英对”。但整体一般而言,唐宰相能够和皇帝接触见面的时间,仍远不如宦官和翰林学士之多,虽然少数得宠的宰相可能例外。

 

古代建筑古代场景大明宫延英殿。自代宗起,皇帝欲有咨度,或宰臣欲有奏对,即于此殿召对。因旁无侍卫、礼仪从简,人得尽言。后渐定期开延英殿成为皇帝日常接见宰臣百官、听政议事之处。

 

主因在于宰相议政办公的地点,位在宣政殿前的政事堂(中书门下)。唐称这里为“中朝”(今人则多笼统称之为“外朝”), 而皇帝、翰林学士及宦官,则都在宫禁“内朝”。翰林学士和宦官,才是真正处身于内朝,宰相只不过是在中朝(或今人所说的“外朝”)。因为长时间的相处和接触,皇帝很容易对宦官及翰林学士产生“日久而生”的信任和宠信,反而不容易跟宰相滋生太多密切关系。

 

这令人想起在文宗朝,文宗任命李训为宰相时,也同样诏令李训在“平章之暇,三五日一入翰林”。李训“三五日一入翰林”的作用,跟王叔文的“三五日一入翰林”一样,目的就是让李训身居宰位,原本不能常见到文宗,现在凭着“三五日一入翰林”的方便,也可以更常亲近皇帝。在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很受武宗的信任,宰相的权力大增,在晚唐少见地超越宦官和翰林学士。

 

唐肃宗后权力新三头:宰相、枢密使及翰林学士

 

传统上,历代帝王身边,除了宰相之外,还有不少文学词臣,随侍在旁,以供皇帝讲论文义、唱和文章、商较时政、批答表疏之用,都是很正常的事,不独唐代如此。这些词臣往往比宰相还要亲近皇帝。唐代李肇的《翰林志》对此历史背景,有非常清楚的叙述。“汉武帝时,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之徒,皆在左右”。南朝梁武帝的文德省、士林馆、北齐的文林馆、北周明帝的麟趾殿等文馆学士,也都属于这一类。

 

皇帝“给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听朝之隙,引入大内殿”,这几句话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阁”和“大内殿”这几个字,表示皇帝和这些文馆学士会面的地点,位在宫禁深处皇室成员生活起居处,也就是“内朝”,远离宰相议政地点(政事堂、中书门下)。这种给“珍膳”的亲密待遇,恐怕连许多宰相都不能享有。

 

玄宗始建的学士院,也位于光顺门之北的右银台门内,邻近皇帝的便殿麟德殿等处,远离宰相议政的中书门下“南衙”。简言之,文馆学士从武后临朝开始,越来越得到武后和皇帝的宠信,常常成了他们在禁中接触最多、最亲密的文臣,参与决策,有时等于是实际宰相,如上官婉儿等人,掌权便长达二十年。宪宗朝成立的翰林学士承旨,权力更大了,跟宰相和枢密使构成袁刚所说的“新三头”。

 

高力士(690年-762年8月31日),追随李隆基发动唐隆之变,杀死韦皇后与安乐公主,拥立唐睿宗复辟。李隆基获禅位而称帝,是为玄宗,安史之乱随玄宗入蜀,平定南营叛乱,官至内侍监,封齐国公,是唐玄宗心腹太监之首。唐肃宗即位后,在上元初年(760年)将他贬到巫州,宝应元年(762年)被赦免回京,半路至朗州龙兴寺时,得到玄宗驾崩的消息,哀痛而亡,年73岁。

 

宦官在唐初没有展现什么势力,但到了玄宗朝,高力士和皇帝的亲密关系,使他成了唐史上第一个实际的宦官“内相”,权倾天下,连宰相都要听他的话。肃宗时,宦官李辅国因为在安史之乱期间,照顾皇帝有恩,成了宰相,唐代第一位有名分的宦官宰相。从此,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大,不但掌握了禁军神策军,而且还受命为一系列的二十四司内诸司使,如飞龙使、五坊使等等,构成所谓的“北司”,接管了许多过去原本属于尚书省的职务,和宰相领头的“南衙”相对。德宗以降,有好几位皇帝(顺宗、宪宗、敬宗)都死于宦官之手,也有好几位皇帝(穆宗、文宗、武宗、宣宗等)是由宦官所拥立。宰相变得越来越没有实际权力。

 

当然,这只是就一般的趋势而言。特定的时代和环境,特别是在唐中叶以降,可能导致有些皇帝倾向宦官(或被宦官摆布);有些皇帝依赖翰林学士;但也有些皇帝仍然信任宰相(如武宗之于李德裕),以达到他想要的目的。换句话说,这四方都各有各的“盘算”,并不一定永远都处于仇视对立状态。他们之间,又常分裂成几个小集团,在必要时常常也可以相互合作。例如,宰相并不一定就会抗拒整个宦官集团。宰相有时也会跟某些宦官“示好”(如李德裕之于杨钦义),来达到某个目标。

 

(本文摘选自《唐代高层文官》,赖瑞和 著,中华书局2017年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原标题《皇帝—宰相—翰林学士—宦官》,文章有删减。编辑:吴珊莹,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合作、转载请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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