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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机揭秘之六——中国崛起与世界变局、文明引领与天道治理(上)

序言

 

有天人学群友发来问题:

 

请问周天群主,您在天人学文章中说中华文明是我们人类历史的主文明,是承接上天意志的,但是为什么目前中国没有西方先进呢?没有美国民主呢?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是公认的潮流方向,我们中国目前还很不民主。很多西方学者都有研究判断,今后中国的发展是绕不开民主化这一关的,如果不能与普世价值接轨的话,就会像苏联东欧和中东国家那样陷入崩溃,为什么您还说,中华文明才是今后人类的发展方向呢?

 

本人答复:

 

这位群友,一人一票的民主是最先进的,这个话是谁告诉您的呢?请您仔细思考一下,这个观念您是如何形成的呢?人的头脑,潜移默化之中,会被日积月累铺天盖地的网络信息、书籍音像、学者专家、主流媒体所引导、控制与固化,这就是话语权的垄断。

 

数量众多的高级灵魂共处,即构成了社会。灵魂社会的发展有着多种的组织与结构,文明亦存在着多种的等级与丰富的形态。人类历史发展的本相,就是一轮宇期人位灵魂集体的人性意识修行进化的历程。每一轮宇期人类历史的发展,都是要经过几类从低阶到高阶的不同文明形态的发展历程。每一种文明形态,则是由当时的人位灵魂集体的人性意识修行进化的程度、该文明集体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这几类不同的文明形态,在本文第六章“天道文明与天道治理”中将详细论述。从最初开化人性文明的原始氏族社会,到诸侯城邦奴隶社会,到封建帝国农耕社会,到工业化资本社会,到现代核子网络全球社会,当前历史已经加速进展到一个人类新文明即将诞生、一个全新时期正在降临的节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它只是在文明发展到某个阶段、某些集体内部的一种社会平衡与治理的方式。西方中心论者将其视作人类社会文明的最高成就,当做人类历史的终结制度,只能说是目光短浅、脑量匮乏、蚍蜉自大、贻笑方家。

 

民主和科学一样,已经被形成话语权垄断的既得利益国家、集团运作成为了不容怀疑与探讨改进的宗教,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最有权势的“科学教”与“民主教”,如果有人胆敢置疑和反对“科学教”和“民主教”,就会被打成“反民主行专制”、“伪科学搞迷信”的帽子,这个罪名太严重吓人了,简直是反人类啊!

 

“民主”、“自由”、“平等”是如此热络频繁地被提及、运用,相互指责和攻击。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否为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最高、最后的终结制度?人类历史发展到当今,已经来到了一个大分水岭,如同当今世界自然科学最后的王冠———大统一问题的终极挑战,我们地球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最高的终极存在模式是怎样的?鉴于这个问题的迷惑性与重要性,本人专作一文论述之。

 

一、“中国崩溃论”的崩溃,“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2000年,一本名叫《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跃上了美国《New York Times》的畅销书排行榜,它的作者是一个叫章家敦的美籍华人学者。书中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将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被冲击而迅速滑向崩溃。然而目前的现实是: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10余年后,非但没有崩溃,反而是经济规模翻了两番,目前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根据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发布的报告显示:至2014年年底,就购买力平价而言,中国经济已经取代了美国经济,排名世界第一)。此外,中国还成了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成为带动着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世界银行分析明年主要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其中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为15.7%,而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将达到26.4%。花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称:中国经济增长占世界经济增量的约1/3,是世界经济最为重要的动力源。现在回头一看,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这些唱衰中国的这些观点崩溃了。过去20年中,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做了无数悲观的预测,今天这些“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西方很多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眼见“章家敦”们接二连三地成了业界笑柄,都不敢开口预测中国了。

 

“中国崩溃论”在被西方中心论者与汉奸喷子们喊了几十年无数遍之后,终于到现在,连最敌视的对手,也在认真思考着如何应对中国成为世界领袖的局面了。中国的崛起已然是如此地确实、清晰、坚定地展现在世人面前,21世纪毫无疑问是中国人的世纪,看不到这一点,就是严重的幼稚、一厢情愿的偏执。只有那些日薄西山的汉奸脑残喷子们,还在角落里继续呓语着“中国即将崩溃”,试图发展其他的汉奸,诳倒其他的脑残。比如国内知名的凯X网络,论坛里麇集了成群结伙的汉奸喷子美分带路党,利用每一个事件、不放过每一个话题,源源不断喷涌着“中国人需要被殖民起码100年才能开化文明”、“鸡国人充满奴性不争取民主活该被压迫”、“意淫强国,这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即使是大妈们跳个广场舞,街头发生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汉奸喷子带路党们都能从中深深挖掘出中国人的愚昧性、中国体制的腐朽性、中华文化的劣根性。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滔滔不绝地倾泻着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华文明、对于华夏这片土地的刻骨仇恨与恶毒诅咒。汉奸美分带路党是为了利益而出卖灵魂,而一些喷子脑残,则是智商匮乏爆表,亟需充值教育。

 

西方中心论者认为,西方世界才是当前最文明的社会,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文明模式。唯有西方的民主模式,特别是多党轮替制,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才是文明制度的模式。一个国家成功与否,都取决于它是否采用西方的民主模式。其他国家和社会,只有按照西方的模式,加入这个体系进行“西化”,才是“文明国家”、“文明社会”。西方社会通过两三百年的发展与磨合,社会的大众已经习惯,并且相信其自身的社会构造与政治制度是最先进、最合理的文明制度。西方主流的政界、学界、传媒界热衷于积极输出西方的民主模式,企图用西方文明的标准一统天下。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公开宣称:“与我们的军事力量或经济规模相比,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最有影响力的资产是我们的价值观,特别是我们对民主与人权坚定不移的支持。”这些现象,其实质都是一场文明的博弈,而文明的博弈自有其内在必然的规律,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详细论述之。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发源于思想启蒙运动之中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西方现代思想,与迅速发展起来的物质文明造就了西方的强盛,形成了西方的政治霸权与话语垄断,在民众中产生了制度认同。尽管目前这个制度已经乱象丛生、弊病累累,但是由于存在着这种认同,大众之中很少有人会去怀疑、思考民主模式和西方文明本身的问题。而没有这种制度认同,非西方主流文明的国家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即使是中国大陆的幼儿忍不住内急在香港街头撒个尿(《孩子在香港街头小便事件》 http://www.xamama.net/thread-912074-1-1.html),也会有人借题发挥,攀衍蔓延到对制度的攻击与国家的批判。这次的香港青年大骂大陆婴儿小便事件所在地的300米花丛里,一个白色人种的女人,正把着孩子在草丛里小便,但香港的路人若视无睹;中国大陆一个小女孩在香港地铁吃饼干,被一个香港年轻人用广东说:“丢你老姆(艹你妈)”。而同一时刻,在另一个车厢,两个白人孩子坐在地上吃蛋卷喝可乐,一咬就是满地碎屑,但是没有一个香港人指责出声。如同一心倾慕美男的少女,看到帅哥即使是在说脏话、喝醉酒、挥拳打人都觉得他是那么地潇洒、富有男人味、充满雄性的气概;而身边这个其貌不扬的邻家男孩,尽管他把自己像公主一样捧在手里全心地呵护,却总感觉他的形象有点猥琐、毫无男人魅力。人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是同样的道理,遵循着内心所认同的标准,并演绎出相对应的态度和反应。而其内心所认同的标准,则是由其认知能力水平所决定的。感性与理性,是人性的两面。而智慧力与意志力,决定着人的认知和选择。少女指责邻家男孩不会浪漫、不懂自己而提出分手,其实真正原因是他不够帅;香港青年大骂大陆游客不讲卫生、不懂礼仪,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不接受、抵制、反对大陆的体制,没有制度认同。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生活上的、工作上的、体制上的、经济上的、情感上的......每个人的一生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烦恼,不存在没有烦恼的人生。而西方中心论者会告诉那些生活在非西方文明国家中遭遇到挫折的不满者:“你所有的不满是因为被压迫,问题的根源是你的国家制度上很腐败”;“实行我们西方的民主是你们国民能获取幸福的唯一选择。”这些实质上,都是文明的博弈。

 

目前相当多的一批人,包括主流的一些政客、专家、学者只信奉、认同西方模式,如果你的制度和模式与西方不一样,他们会认定你的未来必将动乱、崩溃、变色,结局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在大多数西方媒体的分析预测里,没有实行西方民主化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和政治充满危机的专制国家,因为中国不“民主”、不“自由”、不“平等”,所以中国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一场颜色革命,必将社会混乱、经济衰败、国家崩溃。

 

美国知名的自由派学者福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他认为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模式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终结了。西方中心论者凭籍着根深蒂固的“道德优越感”,展示着“民主模式”的唯我独尊。他们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文明模式代表着历史的唯一正确。他们以各种文化、宗教、经济、政治,甚至不惜以战争的方式和手段,在全球推行着自己的“民主普世价值”,充满傲慢地向其他国家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并认为自己是在拯救世界。

 

尽管西方大国如传教士般热忱地在全球推动着西方民主模式,以各种手段鼓动着各地的“民主化”运动,然而,几十年的实践却证明,西方的这个民主模式,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困境,遭遇到了失败。目前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深陷于债务危机之中不能自拔。西方阵营中的希腊、冰岛等国,政府先后破产。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处在破产边缘,国家债台高筑。英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公共债务占GDP的9O%。西方国家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20来年没有多少改善,很多方面反而在下降。这让当初高擎民主大旗,许诺美好前程的“民主旗手”们无颜以对,难堪不已。

 

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平均每个美国人背负着5万多美元国债。美国民众的资产缩水,“美国梦”已然风光不再。如果不是由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的话,美国实际上已经破产了。现今美国经济的规模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缩小15%,美国经济模式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以此前从未踏足政坛的特朗普晋位总统为标志,美国开始转向一个趋于保守孤立主义的收缩战略,美国的国运开始下降。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美国至上”原则(American  First),大步退出对国际事务的干涉,“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成为特朗普就职总统演讲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词语。通过减少全球负担,加强贸易保护,退出TPP、拒绝外来移民、修筑边境隔离墙等措施,特朗普希望能够重振美国经济,重整美国社会,继续维系美国的霸权和繁荣。


美国《经济学人》文章认为:“对民主最大的挑战既不是来自上面也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内部,来自选民自身。事实证明,柏拉图有关民主制度会令公民‘整日沉迷于愉悦时刻’的担忧充满了先见之明。民主制度下的政府业已形成了不把巨额的结构性赤字当回事儿的习惯。他们通过借债来满足选民的短期需求,而忽略长期投资。法国和意大利已经30多年没有实现收支平衡了。金融危机已经将这种债务民主制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疑”。

 

与西方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坚定秉持着中华文明、坚决拒绝西方民主模式的中国,正在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态势迅速地崛起壮大,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就。中国呈现日益进取的态势,而美国却在不断收缩。在2017年1月举行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针对美国新政府带头奉行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保守孤立的民粹主义倾向,中国领导人为经济全球化开出中国药方,发表了《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题演讲。这是一个鲜明的标志,表明中国正在全面替代美国,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责任担当的大旗。在冰冷坚硬的事实面前,西方终于开始低下傲慢的头颅,反思自己的文明模式所存在的问题。

 

福山承认:“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历史大哲汤因比博士认为:“西方无法引领人类未来文明”。西方世界在经济和科技上影响了世界,在政治上却完全无法为世界建立一个整合和统一的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国家”。西方不仅无法为世界提供永久和平的整合模式,而西方本身内部都无法统一。

 

客观事实说明,西方的民主制度并非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终点。今天这个模式在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都陷入了极大的困境。现今的人类,一种比西方文明更加先进的文明模式已经萌芽显现。

 

任何新的文明诞生之初,都是对既有权威体制的冲击和颠覆。只有如此,人类社会才有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能;人类文明的进步,即是在对旧有文明体系的不断颠覆中更替前进的。

 

对于人类历史来说,21世纪的前半期将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历史在加速,文明在冲刺。人类的历史,已经在世人的悄然无觉中,迎来了全新的文明。

 

二、美国“民主制度”的溯源,西方文明模式的衰落

 

美利坚合众国,是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全球民主的灯塔,是西方中心论者为之自豪的民主制样板。然而,美国实行的真是民主制吗?

 

让我们回溯历史,看一看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对美国国家制度的设计安排吧。

 

1787年9月17日,费城,经过4个多月众多观点、智慧、利益的交织、协商、妥协、博弈,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宪大会终于落下帷幕,55位立宪代表在共同制定的宪法上庄重签名。这部开创了人类社会政治文明新篇章的《美国宪法》对于“民主”一词只字不提,明确宣示美国实行的是共和政体。当立宪大会结束时,一位女士当众问富兰克林,新诞生的国家采用的是何种体制时,富兰克林毫不迟疑地答道:“是共和制,如果你们能保持的话。”

 

制宪会议的代表们把拟议中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称为“共和政府”,从未提到“民主政府”或类似字样。美国国父们从来不承认美国是民主政体:“共和是我们的,民主才是你们的”。

 为何美国的国父们摒弃了“民主”,而强调“共和”?这是因为,当时依照《民主邦联条约》建立起来的高度民主的邦联政体已经接近崩溃,各种动乱势力都打着“民主”的旗号来发起动乱。制宪会议的一个显著的背景就是发生了谢斯起义,起义者们就打出了“民主”的旗号。在立宪国父们的心中,民主是粗暴蛮横、贪婪无耻、巧取豪夺的代名词。民主这个词充满了暴力色彩,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对民主没有好感。


制宪会议主要参与人之一汉密尔顿毫不客气地直接指出“民主是一种疾病”。他说:“对群众的要求让步,就证明参议院还是不稳,这是因为对民主精神出奇的暴烈和蛮横估计不足。”;


谢尔曼代表说“人民缺乏信息,老是被人误导。”;


格里代表炮轰民主:“我们所经历过的罪过,都是源于民主。人民并不缺乏德行,但总是受到假装爱国的人蛊惑。马萨诸塞州的经历证明,野心家精心炮制出各种虚假信息,到处传播,老百姓每天都被误导去做些最作孽的事,说些最作孽的话,这些虚假信息又无人可以当场揭穿,甚至认为要把公务员都饿死才是民主。”;


亚当斯代表指出:“以往所有时代的经历表明,民主最不稳定、最波动、最短命”、 “民主从不久长,它很快就浪费、消耗和谋杀自己。以前从未有民主不自杀掉的”、 “民主很快就会倒退到独裁。”;


麦迪逊代表指出:“民主是由一副由动乱和争斗组成的眼镜,从来与个人安全、或者财产权相左,通常在暴乱中短命。”;


执笔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费雪称:“民主是包藏着毁灭其自身的燃烧物的火山,其必将喷发并造成毁灭。民主的已知倾向是将野心勃勃的号召和愚昧无知的信念当成自由来泛滥。”;


《美国宪法》执笔人之一莫里斯代表说:“我们见识过民主终结时的喧闹。无论何处,民主都以独裁为归宿。”;


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麦迪逊代表指出:“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方便,人们之所以遣责民主,原因就在这里。”;


德高望重的美国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明确指出,美国新宪法确定的政体是一种“选出来的君主制”;他痛心疾首地承认,“我们都遭受过民主带来的迫害和不公正……”


美国的立宪国父们对民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他们一再提醒美国人民:“阴险的野心多半会用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历史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在议会中,议员们有时似乎自以为就是人民的化身,面对来自任何其他方面最小程度的反对,就暴露出不耐和厌烦的病态;好象不论是行政或司法部门只要行使其权限就是侵犯了人民的利益。立法机构常常表现出企图横蛮控制其他部门的意图;而且,由于立法机构一般有人民站在他们一边,就总是在行动时势头过猛,致使其他政府部门难于维系宪法规定的平衡”;民主斗士们“通常采用歇斯底里的方式来迫使他人相信他们说的就是不容质疑的事实真相,而且用慷慨激昂的嚎叫式的演说和尖酸苛薄的谩骂恐吓来增加皈依者的人数。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他们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民主斗士们“擅自以人民利益为掩护,毫无顾忌地为个人利益或满足个人欲望而牺牲国家的安定。”美国国父们指出,行政部门软弱无力是民主政体的通病,民主政府多半都是坏政府。“软弱无力的行政部门必然造成软弱无力的行政管理,而软弱无力无非是管理不善的另一种说法,管理不善的政府,不论理论上有何说辞,在实践上就是个坏政府。”


翻一翻博物馆里保存的历史文献原件,认真去了解一下美国的历史,就会知道,这些激烈炮轰民主、鞭挞民主、反对民主的话语,都是出自于开创了“民主自由”伟大国度的美国国父们的口中,这才是真实的历史。美国国父们出于对民主的警惕,甚至连国名和政府称谓,都坚决反对加入民主二字,所以才有如今的美利坚合众国和美国联邦政府的名号。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和玛丽警醒美国民众:“无论何时、何地、何人,立宪大会都没有官方声称美国是民主政体。”对于那些崇尚“民主”的信徒、美粉们,这实在是让他们难以置信、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简直会心碎一地。


美国的开国先贤们认为,将一切权力交付大众,由大众来决定一切,实质上是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无政府主义。其结果就是政府无法运转、国家混乱、社会失序、民众受难。为了防止这一局面发生,美国先贤们殚精竭虑,设计了一套限制民主泛滥的方法:赋予总统高度集权、削弱议会的权力、建立具有贵族色彩的法院。美国总统的权力主要包含“行政权”、“三军统帅权”、“联邦法官任命权”、“大赦权”、“立法复决权”等。这样的权力设置,赋予了总统“帝王般的权力”。面对反对派指责总统权利简直是君主独裁时,制宪国父们有力反驳道:“权力集中才有力量,这是不容争议的......集权最足以保障人民的权益。”;“舍此,不能保卫美国免遭外国的进攻;舍此,亦不能保证稳定地执行法律;不能保障财产以抵制联合起来破坏正常司法的巧取与豪夺;不能保障自由以抵御野心家、帮派、无政府状态的暗箭与明枪。”、“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国父们并不承认民主制度就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道德上的优势,他们认为,任何一种国家政体好与不好,真正的检验标准是“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美国的政体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确保“行政部门敢于有力量、有决心按照自己意见行事的地位”,而不是按照民意来施政。


此前的法官是由议会任命,新的美国宪法对此予以根本性的溯权变更,赋予总统联邦法官任命权。为确保司法独立,赋予法官以非常大的自主性,司法人员在薪俸财源上获得了独立,这些极大地提高了司法权的地位。“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在共和政体下,也是限制代议机关越权及施加压力的最好保证。”终身任职的法官与传统贵族显然十分相似,美国政体的贵族精神以司法独立、稳定承续的形式在美国宪法中确定下来。 


美国的制宪先贤们对待民意的态度是非常警惕和排斥的。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胡说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贤明的,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的。但人民从自己的经验知道自己是会犯错误的;因为人民终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寄生虫和野心家、马屁精的欺骗、蛊惑、蒙蔽。要说人民在经常受到这样一些干扰的情况下,也不会经常犯错误,勿宁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当美国人民的意向同他们本身利益出现差异的情况下,行政部门的职责应该是坚决抵制这种一时的误会,这种作法能使美国人民免遭其本身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制宪先贤们认为:政府不但要服务于人民,还要有能力教育和训化人民。人民可以表达自已的意见,但不允许民意干扰政府的施政。因而,作为美国政体的制度设计,不允许民意干扰政府的施政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美国宪法只赋予人民间接选举总统(先选出选举团,再由选举团选出总统)的权力,没有罢免总统的权力。只有在总统严重违法并且被证据确凿地抓住了把柄,才有可能被弹劾下台。


共和这个词义的使用在美国开创时期非常通用。共和被设计为用以抵抗“多数人暴政”的保护。美国国父们清醒地认识到,并明晰地描述了这个观点:一味民主实际上非常危险,因为它将无可避免地会导致治理混乱、政治分裂、侵害少数的权利。


西方政治学的鼻祖亚里士多德写了一本书叫《政治学》,直接给民主做了定性——就是暴民政治。民主的对立概念,不是专制,而是共和。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两党,一个叫民主党,一个叫共和党的历史缘由。爱丁堡大学的历史教授亚历山大·泰勒分析民主政体:“一个民主政体在本质上永远是临时的,它根本不能作为永久的政府形式存在。民主会一直存在,直到选民发现他们可以用投票的方式从公共财政中送给自己慷慨的礼物。从那一刻起,大多数人总是投票给那些承诺从公共财政中给自己最大利益的候选人。结果是每一个民主政体最终都将因为宽松的财政政策而崩溃,并被紧随其后的专制政体所取代。”在民主体制下,各团体党派为讨好选民,满足选民人性中的贪婪欲求,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使自己超出自身负担能力而借债,直至最后崩溃。此后,民主走向专制就成为了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从当年民主投票处死苏格拉底,到如今集体投票当老赖当得政府破产,民主的发源地———希腊民众载歌载舞欢呼“民主万岁”,而其他的欧美各个民主国家也大同小异地走上了债台高筑赤字飞涨的轮回老路。


“共和”起源自拉丁文res publica,意思是“人民的公共事务”。共和制是指政治权力由君主、贵族、平民大众分别控制,彼此制衡,以此来避免任何一个部分实行专制,既要避免君主专制、也要避免贵族专制或民主专制。“共和”的根本含义是“混合”,即在一个政治制度中把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内容混和起来,建立一种均衡的政治制度。因为无论是哪一种专制,都会侵害政治的最高目的——在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确保个人的自由权利。著名的古代共和国是公元前509年建立的罗马共和国、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这些共和国实际上是贵族共和,只有贵族才有参政的权力,奴隶和贱民是没有公民权的。


美国宪法的制度设计中,总统代表着君主制部分,法院代表着贵族制部分,参众两院代表的则是民意民主制部分。美国的开国先贤们通过制定宪法,用广泛而强大的总统行政权,和独立而权威的司法权,将体现民意、民主的议会权力压缩、限制到一个明确而有限的范围,使之在国家的整个政治结构中,居于从属、而不是主导的地位。


作为全球民主制度灯塔的美国,真正实行的并不是民主制,而是标准的共和制。


现今的美国、西方政客,缺乏美国的开国国父、制宪先贤们对于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于国家治理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远见卓识。(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等美国的开国国父们为什么会具有这些深刻洞察,和远见卓识?他们都是些什么人?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实质是什么?它是如何建立并迅速强大起来的?具体论述,请查阅本人文章《天机揭秘之(五)——历史的秘密和天人之谜》第四章:“天命之国与共济会的秘密”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002c810102wqcg.html )他们舍本逐末,把一人一票、党争对立、内耗严重的“民主操作程序”作为社会文明发展的实质,反而把选贤任能、社会治理、民生经济、提高教育、文化发展这些真正的民众需求,变成了细枝末节的东西。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西方大部分严谨的民主政治学者,都认为民主只是一种程序,是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为了社会治理而设计的游戏规则。他们不赞成为了民主而民主,把民主当成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而那些“民主拜物教”的信徒,却总认为一人一票,就可以解决国家治理的所有问题。民主已被“格式化”,对一人一票的程序膜拜已经取代了民主这种制度安排的目的。人民形式上有权,而实质上无法主导国家治理,民众已经成了无力的旁观者。这些都导致了社会分裂、国力内耗。“民主拜物教”们还极力在全世界推销西式民主,把其他国家搞得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其产生的后果是政治落后、经济混乱、民生凋敝、国家动荡的“民主国家”层出不穷。


比较明显的是例如海地这样的民主国家,海地是以美国宪法为蓝本,推行的是标准的西方民主。海地施行多党制,总统由全国人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是国家行政的最高首长。直选获胜的总统从国会多数当中任命一个总理,然后总统与总理组成这个政府的行政部门,治理整个国家。然而在全面实行了西方民主近百年之后,海地却位列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78%的居民是穷人,54%的居民是赤贫,文盲率高达47%。艾滋病感染率和儿童死亡率居加勒比地区之首。1万户居民只有4个水龙头,世界上很难找出第二个这样的国家。经济上民不聊生,基本没有工业,农业甚至无法做到自给。政治上分属100多个党派的帮派暴力争斗不断,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社会治安长期混乱,绑架、抢劫、凶杀等暴力犯罪活动猖獗,海地中央银行前行长,和首都太子港市电台台长都死于凶杀。2010年的一场地震,导致大量的豆腐渣楼房坍塌,死亡数字高达22.3万人,城市全面断水断电,街头抢劫暴力横行,普通民众如在地狱煎熬,生活丝毫看不见未来。整个国家彻底沦入无政府状态,最后只能靠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以维持国家秩序。海地没有因民主而实现富裕,甚至连最基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也无法维持。这就是海地实行了近百年西方民主的结果。


我们可以略为关注一下,看一看海地的民主是如何运转的:2011年4月4日,著名海地摇滚歌手米歇尔·马尔泰利(Michel Martelly)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当选海地新总统。在此之前,马尔泰利以奇异的舞台表演闻名,包括男扮女装、穿婴儿尿布,甚至脱裤子取乐观众,被称为“疯癫的甜米基”。马尔泰利曾在流传互联网的一段视频里戴着耳环、头裹围巾,坦承自己曾经吸食可卡因。马尔泰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国的总统,那是西方民主制度下注定的产物。由于他是海地家喻户晓的“康巴斯”流行音乐的明星,积攒了大量的人气粉丝。这位演艺红星宣布参选海地总统,没有任何从政经历的他四处演讲拜票,凭借其超高的人气和对海地人的政治许诺,以超出67%的得票率高票当选总统。马尔泰利上台执政后,由于反对党在议会的抵制,竟然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总统无法任命总理组阁,而总理科尼耶上任后不到5个月由于多方掣肘便又辞职,给政府工作造成严重影响。因为各党派之间政治纷争错综复杂,民众对政府不满情绪加深,首都太子港等地频繁发生反政府示威活动和街头游行、武力暴乱,造成部分基础设施损坏和人员伤亡,海地社会的各种问题突出,目前仍旧看不出有明显改善的迹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10年的海地地震灾难中,中国的救难人员是最早达到海地、最先展开救援行动的,中国的维和部队有八名队员牺牲了生命。在所有国家中,中国是距离海地最远的国家(几乎正好半个地球),而且中国与海地没有外交关系。美国距离海地最近,又是海地的保护国,与海地的关系最为密切,然而美国的救援人员却比不远万里而来的中国救援队晚了两个小时才到达。与美国的行动缓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是,中国的救援迅速,表现突出,高效率的中国体制的优越性被世界所铭记。


风水轮流转,像马尔泰利这样,通过“民主”的一系列程序操作,由一个此前对于政治完全是“门外汉”的政坛局外人,一跃而成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主政国家大政方针和未来发展,现在轮到了西方民主的大本营———美国。以特朗普当初美国总统为标志,美国国运的发展,由此掀开了一个新的阶段。


美国当前最大困境是社会分裂。个体权利过度膨胀,个体责任严重退缩,社会内部彼此之间不能理解、无法交流。特朗普1月27日颁布行政令,暂禁全球难民和西亚北非7国公民入境。入境限制令颁布后,遭遇全美多地抗议,美国大城市、IT和高科技产业、高等教育界更是高声反对。在美国多个州,一些个人或民权组织就此向联邦法庭提起法律诉讼。根据联邦法官的裁决,美国国土安全部2月4日发布声明,全面暂停实施总统特朗普颁布的入境限制令。华盛顿州总检察长鲍勃·弗格森表示,希望联邦政府遵守这一裁定。美国司法部随即提出上诉,特朗普当天表态说:“这个所谓法官的意见实质上剥夺了我们国家的执法权,是可笑的并且会被推翻。”。围绕着是否限外,美国政府、联邦法院和社会各界进行了一场纠斗博弈。这一事件显著地展现着美国社会现今的大分裂,政府无法整合不同族群的利益,很难形成社会共识,导致整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大幅衰落、并由此产生各个阶层、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民主、共和两党把自己的权利放在整个国家利益之上,互相否决,被称之为“否决政治”,很多时候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频频上演政治闹剧,导致政府无法做出决策,给美国的政治造成巨大的负面效应,弱化了美国的国家能力。


民主制的致命缺陷在于人性的认知能力与选择。基层的选民也都是普通民众,并非人人都是理性的调查员、规划师,尤其是在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比如像海地,54%的居民是家徒四壁的赤贫,文盲率高达47%。这些民众的辨识能力不高,往往容易受到明星政客、野心家的蛊惑煽动,谁最会拜票,谁最能作秀、谁的露脸率最高、谁最懂得政治营销,谁许诺给民众的福利条件最好,谁的得票就最多,这完全符合民主的游戏规则。即使是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德国———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民主制设计的典范,选举自由,一人一票,宪政民主。然而工于心计的野心家希特勒,充分运用其蛊惑煽动的能力,采用民粹主义的手段,在1933年更是获得了44%的选票,比另外三个政党的票数之和还多,成为德国议会的第一大党。最终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通过民主的全部程序,合法地上台执政。德意志第三帝国由此开启了征伐世界的虐人自虐之路。这不仅给德国人民带来了灭顶之灾,也遗祸了整个世界。


西方民主制下一人一票的竞选,胜利的唯一标准就是获得最多的选票。于是政客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所不用其极,金钱开路,广告造势、街头站台,亲民做秀。超额许诺实惠利益,罔顾事实和政府财力,滥开“空头支票”以讨好选民,至于能不能兑现、是否行得通,甚至合不合理,那些要等上台了再说,政客们“只管点菜不管埋单”。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味讨好选民的短期行为使得政客们无视现实,大幅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终导致加州政府陷入了破产,公务员的工资发放一度都成了问题。此后州政府想恢复汽车税,然而却遭遇到州议会的反对阻挠,使得加州的财政陷入恶性循环。美国的政治学者加德尔斯对此评论道:“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直接民主的极端例子——公众的支配力量,已经证明是毁灭性的”。


为了胜选,政客们争相攀比许诺优厚的社会福利,而上台后的政客为了兑现承诺,只好硬着头皮到处借债,寅支卯粮,直到政府财力崩溃,无以为继,国家沦落到破产的边缘。典型的例子就是希腊,选民们不断提出各种少劳多得、不劳也得的福利要求,政客们为了选票,一口应承。由国家免费供养出来的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不想着去工作,而是继续享受国家的福利,靠政府提供的各项救助来过日子。债务、福利的无限累积,最终导致了希腊政府的财政破产。政客们眼里只有选票,无心、也无能力去推行真正有利国家长远利益的改革。英国自民党在大选之前信誓旦旦地许诺,要削减甚至免除英国的高等教育学费,然而等到组成联合政府后,却迫于政府的财政压力,食言背信。英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8%的英国民众相信政客说的话。


肇始于2010年底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以争取"民主"为大旗来势迅猛,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游行和暴动,如潮水般席卷阿拉伯世界,导致多位国家领导人下台,推翻了4个国家政权。然而,在西方媒体欢呼雀跃的“春天”过后,这些成功实现了“民主制度”的国家却都出现了政治混乱、经济倒退、国家衰败,无一幸免。特别是埃及,最后出动军队武力镇压,造成了严重的流血冲突,国家政局动荡,实力消耗严重,普通民众的生活,较之以往大幅倒退。


西方文明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与个人权利的申张,是典型的个体主义。西方文明将公众的、集体的、社会的、天下的利益放在相对不重要的位置上。西方文明从根本缺少对集体利益和天下利益的考虑。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说:“在多元的、多种文明并存的世界中,西方的责任是保护自己利益,而不是促进其他民族的利益,也不为与西方没有多少利益关系的民族排忧解难。”西方世界历史上的战争和侵略,其根源都是由于这种西方文明的个体利益、民族主义性质所造成的。


当前英国的脱欧公投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由于“阿拉伯之春”造成的多国社会动荡等原因,大批阿拉伯、北非难民涌向欧洲,出于人道主义,欧盟要求英国接受一定数量的叙利亚难民。不少英国民众认为,承接这些难民会大大损害了英国的利益,于是这些只从自身利益考虑的英国民众就强烈地要求进行全民公投,干脆脱离欧盟,不受其约束。公投的结果是,赞成脱欧的公民人数超过了要求留在欧盟的人数,英国脱离欧盟成功。英国脱欧事件是英国民众不愿意为了集体利益、国际道义来承担责任,强烈地显露出西方文明核心价值观的特征:个体利益远比集体利益、天下利益要重要。


西方文明主张推崇个体价值个人自由、罔顾集体主义天下利益、强调个体与民族的特性和独立;主张物质享受、军事强大、对外征服。正是西方文明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才造成了地球上今天的国家战乱、民族分裂、族群对立、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争夺,以及永不满足的物质欲求等乱象。西方文明还具有诸多弊病,如民粹主义、短视主义、缺乏贤能观、过度福利主义等。这种目光短浅、狭隘自利的西方文明,早就被英国历史大师汤因比所拒绝、否定。汤因比博士断定:西方文明无法给人类历史指出一条光明的未来,反倒是古老而深厚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社会今后的发展,展示出了一个广阔而美好的前景,具体论述,详见下文。


除了个别靠单一资源发展的城市国家,如新加坡,发展中的国家,迄今为止,没有找到一个靠西式民主模式而成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例子。在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中,印度和中国的巨大的差距最能说明问题:印度1947年独立,新中国1949年建国,两国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都是发展中的大国。到了1991年,印度GDP是240亿美元,中国是415亿美元;10年后即2001年,印度达到473亿美元,中国则为1141亿美元;十多年后的今天,印度为1.8万亿,中国则突破了11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如果按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已为第一大经济强国)。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比印度人要长10年。印度社会的很多指标,从教育到健康,从基础设施到基本的卫生,几乎在方方面面印度都落后于中国,甚至还达不到中国西藏地区的水平,除了印度的“西方民主制度”外。


印度目前的发展结果,与其民主制度密切相关。印度目前具有超过2000种方言、24种官方语言,必须印在国家钱币上的语言达到14种之多。语言的分裂状态造成相互之间难以沟通,扫盲工作艰巨,国家内部都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造成了企业之间的运营成本、交易成本畸高,令外来资本望而却步。印度被列为不适宜投资的国家,其目前标准普尔的评级为BBB-,只比垃圾级高出一级。在民主的制度下,国家甚至没有有效的方法来推行语言的统一。各政党的候选人还要去学习各个部落、不同地区的语言,以博得他们的好感,获取选票支持。


印度最发达、最大的城市是孟买,这个1400多万人的大城市中60%左右的人至今生活在贫民窟。孟买有近2000个大大小小的贫民窟,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达哈维贫民窟,紧靠孟买金融中心。这里的面积仅1.75平方公里,居民人数却达100万。走进达哈维的街道,可能随时会被敞开式的下水道绊倒。这里房子的间距只有6英寸,很多房子里居住着一家四代十几口人。贫民窟内的房屋多数分为上下两层,中间用粗糙的木板隔开,无论是底层还是阁楼层高都不到1.5米。贫民窟里的小巷错综复杂,往往一转身就迷了路。巷子里堆放着回收来的废品和生活垃圾,散发着浓烈的腐臭味。达哈维地区的边缘地带尽是垃圾堆,这里的男人们三三两两地蹲在地上晒太阳,小男孩们光着身子在垃圾堆上跑来跑去。贫民窟内几乎没什么公共卫生设施,每天只有3小时定时供应自来水,平均每15个家庭共用一根水管;大部分居民家里没有排水系统,每1440个人共用一个厕所;没有人清运垃圾,狭窄而繁忙的街道内传出阵阵潮湿的臭气,达哈维的居民平均月收入只有10美元。这就是印度贫民窟的真实现状。尽管贫民窟内生活条件极差,但却位于孟买的市中心。根据国际顶级置业顾问莱坊国际(Knight Frank)发布的全球大城市2016年第一季度的房价涨幅排行榜显示,孟买的城市房屋均价为排行第10,平均每平米为9163美元,而孟买人的年平均收入只有900美元(合约人民币5千余元)。为什么印度政府对于置身于第一大经济城市中心的这些严重阻碍发展、影响城市形象的贫民窟不进行拆迁、改造和安置呢?不是印度政府不想去做,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在印度,土地都是私有的,对于土地的收购异常困难,即使只有一小块地方的居民不同意,开发商与政府也无法进行拆迁。据报道,孟买有钉子户给自家一间的简陋窝棚报出了五十万英镑的天价。在印度“民主”的现行体制下,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去进行贫民窟的大规模拆迁、改造。


相对于印度的贫民,中国的农民处境要好很多。中国很多农民到城里来不是因为生存不下去,只是因为城里机会多,赚钱相对更容易。留在老家农村的话,基本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钱多钱少的差别。因为在中国的土地制度下,中国的农民有宅基地,还有承包的一亩三分地。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自家的房子都是几层小楼,还在城里买了房子。浙江农民的回迁房惊呆网友,仿佛住进吴冠中画里:http://news.qq.com/a/20170209/008779.htm#p=1  像印度贫民窟那种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退路和依靠的赤贫阶层,当前在中国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只有为数很少的贫困人口,基本都是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信息闭塞所导致。中国每年的春运被外国人形容成为世界一大景观———地球上每年一度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刚刚经历的鸡年春运超过30亿人次,这相当于把整个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和俄罗斯的人口加在一起,一个月里面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中国的高铁、高速公路、民航系统的快捷效率和井然有序非常了不起。尽管归家回乡的拥堵、抢票的不易被国人频频吐槽,然而毕竟都能顺利归家,靠印度铁路的“挂票”可以做到吗?另外,正是由于中国农民在家乡都有根基,都有产业,才有了那一条归家的路,和那一份牵挂。印度的贫民倒是没有春运的麻烦,他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一旦流入城市,贫民窟就是他们唯一可以容身的处所。所以他们压根就就没有根基,没有依靠,也没有牵挂和希望。


印度的政客们宁愿把国家用以改善教育、卫生、交通等的补贴直接发放给基层农民,以这些看似直接现实的小恩小惠以换取选票,也不愿意进行必要的交通、水利、农业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的耕地面积世界第一,却到目前仍旧没有解决民众温饱问题的根本原因。一位印度的普通选民说:“我们热爱选举,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政客才会慷慨撒钱,穷人们能吃上好东西,穿上新衣服,要是运气好,没准还能搞到点小钱”。印度政客们宁愿百姓们都是文盲,以更好地利用与控制,也不愿意提升基础教育。这些为了一些“好东西、新衣服”而“热爱选举”的印度民众,他们得到了眼前的这些小恩小惠,却完全不知道他们失去的却是自己民族和整个国家的未来!当今的印度,男性文盲率接近20%,妇女文盲率高达三分之一,全国近一半的人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乡村教育极端落后,读完四年级的小学生中,有半数以上算不出20除以5的答案。近五亿文盲搞不懂各个政党的区别,也搞不懂他们是什么政见。印度民众随处便溺,街上到处都可作为厕所,至有今1.3亿户印度家庭没有卫生间。印度发展所面临的局面,就像一个陷入泥淖无法自拔的困象。执政党内部、执政党与执政联盟之间、执政联盟与反对党之间,在土地改革和反腐败等一系列重大的改革问题都矛盾重重,改革计划几乎无从谈起。印度经济改革的停滞,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印度政客们、族群之间忙于斗争内耗,政治陷入泥潭。仅仅从工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来看,印度目前只有一条高速公路,要想走工业化道路,首先建立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先决要件。但是在印度,由于土地是私有的,大量的征地拆迁无法解决。修建铁路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铁路,尤其是高速铁路对线路的要求较高,沿途需要大量的拆迁补偿,这就涉及到要和铁路沿线所有的土地所有者进行谈判,其过程异常困难,补偿款更是天文数字,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要经过法院的判决,再加上执行程序,极为冗长繁琐。在西方的民主体制下,一条铁路光完成拆迁补偿,估计费时一代两代人的时间都无法完成。这是任何一家铁路公司乃至政府,都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也是无法承受得起的。仅仅面对民众的漫天要价和非理性诉求,以及民主制度下个人随时能够起诉政府而产生的旷日持久的诉讼司法程序,修建一条铁路或者高速公路的成本就高的不可想象。这暂且还不提各个利益团体之间漫长的博弈,以及利益分肥。印度独立整整七十年了,至今都没有解决严重的贫困和发展问题。印度前商务部长卡迈勒•纳特总结说:“我们是一个经济欠发达但民主过度发达的国家”。一语道破了印度今天之所以如此的根源。就是这样的民主,却没有被西方质疑反对过,因为这符合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反而对于经济发展迅猛、民众生活大幅提升、国家快速富强,一个各个方面都明显优于印度的中国,西方国家集中火力,进行了全方位的舆论围剿和文化征讨。其实质,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历史性博弈。


就是在民主的样板———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要修建一条高铁就接到了超过200起诉讼,导致最终无法施行。尽管奥巴马上台之初就声称要向中国学习建设美国的高铁,重建美国落后的基础设施,但是在政党博弈、利益集团(航空业和汽车业)和民众反对之下,直到他8年任期届满下台,美国至今依然一寸高铁也未得以建成。哪里会像中国一样,高铁四纵四横,建设一日千里,至2016年中国高铁的运营里程超过2.2万公里,占全球高铁运营里程的65%以上,时速跑不到300公里,都不好意思说代表中国高铁。天天咒骂拆迁的人,有没有用脑子想过近三十年来,中国各个城市如雨后春笋冒出来的高楼大厦、现代小区,四通八达密集如网的高速公路,四纵四横夕发朝至的高速铁路,都是从哪里来的?做人,不能像汉奸喷子那样,一边享受着中国高铁、高速公路所带来的巨大生活便捷,一边恶毒咒骂攻击着国家没有给个别的钉子户漫天要价的民主权利;一边安逸地享受着中国体制的红利,一边又对受益于其的国家发展模式全盘否定。这一少智慧,二缺良知。


民主制下的政客们只知道争权夺利,将选举胜利看得比国家长远利益更重,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放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他们以民主的名义,行使着民粹的实质。他们导致国家动荡、社会失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他们还搞西方文明的话语霸权,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


一个社会集体的人性修行不够,民主的结果就会产生暴民政治。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就是在暴民政治之下经过两轮投票,被多数票以“腐蚀青年思想”罪而判处了死刑。他的学生柏拉图对民主的暴民政治深有感悟,这位西方大哲总结: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异的,而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否认这些差异,预设所有男性公民,不分良莠,都行使同样的政治权力,结果导致了“暴民”政治。他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民众为你治病呢?还是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会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那么治理一个国家,其责任和难度远远大于一个大夫,你该去找谁呢?


西方文明推崇个人价值,尊重个人权利高于集体权利。讲究独立特性与个体自由,每个小团体都狭隘地按自身利益行事,罔顾集体利益。西方文明几乎没有集体主义、天下主义的价值观念,是一种缺乏道义担当、自私自利的文明,这是当前西方文明最大的弊病。这种弊病导致了社会分裂,国家要进行任何重大建设,就会遭遇到否决点过多,成本一提再提,项目一拖再拖。在实行了西方民主制的国家中,从非常糟糕的海地、印度、阿富汗,到现在政府破产的希腊、冰岛,再到国家债台高筑的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都没有实现良好的国家治理。纵观世界现代发展史,无法找到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移植西方文明、实施西方民主而成为发达国家的例子。


西方文明的极端推崇个人主义、压制集体主义,缺乏中华文化中的整体观、辩证观和天下观,没有中华文明中“兼济天下”、“成己成人”的思想,这种狭隘的思维格局无法解决今天世界面临的错综复杂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西方文明崇尚物质主义,贬低精神的作用,把物质满足与物质享受看做是人的第一大幸福。正是这些特点,造成了当今的战争不断、资源争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永不满足的个人物质欲望。西方的民主制度完全无法为世界建立一个整合统一的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文明,无法为人类历史提供一个和平光明的发展模式,因此,西方文明无法引领人类的未来。


美国《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时新闻”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导致民粹主义泛滥,“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主持人扎卡利亚不久前也感叹,“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里,其他国家行动迅速且具远见,而我们(美国)的政府却瘫痪了。不停地说我们拥有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体制确实很好,但在其失去功能的情况下还这样说,就很像那些没有脑子的拉拉队了。”


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马丁·雅克则认为:“西方正在衰落,欧洲衰落得尤其快。一些人预测,到2030年,中国经济产出可能占到全球产出的三分之一,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两倍。到那时美国的实力将一落千丈。这势必影响美国民众对本国政治精英和政治制度的看法。此外,鉴于有充分证据显示近来美国和西欧许多民众的生活水准停滞不前,未来会怎样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崛起中的大国在国内的民意支持率往往会不断上升,而衰落中的大国会遭遇民众的不满。我们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西方在治理方面遇到的问题将比中国更严峻。”(《马丁·雅克:西方加速衰落,须重新审视中国式治理》)


西方的文明,是把宇宙交给所谓的科学,对于人生的本相、目标和意义,则是无能为力的。而中国人则是把宇宙和人生合在一起,从来不分开的。在这一点上,中华文化与西方的科学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的文明是没有资格与能力来相比的。西方文明没有意识到科学技术虽然可以提供改善生活之手段,但却无法解答人生意义的根本问题。西方价值观下设计的人类未来,光怪陆离,强调器物改变人类,以充满人造机器为自豪,让人远离自然生命。钢铁侠铠甲勇士变形金刚成为世界的主宰。西方文明让人追逐心外之物,而让人忽视内心修行,此方向与道相悖,离道远矣。西方科学因为其本质的局限,是注定永远不可能搞清楚宇宙真相的。


因此说西方科技是“术”,而中华道统是“道”。中华文明是解决宇宙、人生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之“道”。这就是为什么21世纪必然是中华文明崛起复兴,西方文明衰落的根本原因!


西方文明发展的前途路在何方?让我们穿越历史的重重迷雾,回溯西方近现代思想的起源,以探寻人类文明今后的发展航向。



 
★ 作者:周天   2017年2月5日(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博客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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